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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长者正阅读着什么。见我进来,她去掉眼镜,要我坐在她的桌前,询问:“你是胡友田同学吧?”我点点头。她直视着我:“班主任向我谈起过你,团圆,热爱学习,正在准备高考,很好。今天找你来有个不好的情况,班主任不忍亲口对你讲,我想还是由我对你说吧。按照教委的规定,身体不合格的人不能参加高考。你没有去插队,学校是按照病留处理的,医院的证明就在我这里。学校不能批准你高考,我们不能违反规定,你理解吧。老实说,班主任和我都不希望这样。”我心里起急,忙说:“裴校长,这可怎么办呢?我为高考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她解释:“我们知道你的刻苦,成绩也很好,为你惋惜,但今年肯定不行。倘若你的眼病能够治愈,又有大夫做证明,明年也许可以试试。”
回家的路突然变得漫长,肩上的书包仿佛山一样沉重,而身体却软的像棉。回到家,我倒在小屋的板床上,委屈、绝望、落泪。母亲推门进来,问我为什么还不去吃饭,见我不应,再问:“怎么了,看你这样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终于转过脸坐起,把校长的谈话告诉了她。母亲停顿片刻,没有安慰,静静的离开,好像默认我继续下去。其实,我明白,母亲的痛苦并不亚于儿子的悲伤,但是她不能把内心表露在儿子面前,加重孩子的苦,她是理智的、坚强的。她知道,儿子的眼疾,是遗传,根本无法治愈。起初她并信从大夫的鬼话,为什么五个孩子,其他的都没有这病?她坚守自己的判断,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十几年来,她带我走遍北京所有的大医院,不知要我吃了多少胡萝卜,羊肝、维生素a,还有托人求到的偏方。但是,我却始终未见好转,事实要她相信了科学,这是命。“看来只能等等,劝儿子另做打算。”她想。
是二姐晚上下班,拉扯我去吃饭,她嚷嚷:“不就是上不了大学吗?这有什么。我没上过大学,现在不是活的好好的。你们现在是赶上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中学那会儿相都不敢想,整天不是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就是开批斗会,要么是搞大串联;老师谁敢鼓励学习,否则就是走资派;想学习都难。你懂吗?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可走的路也多着呢,活人还能要尿憋死。走跟姐去吃饭。别这样没出息。”母亲端上炸酱,用笊篱成碗面放到我跟前儿。二姐跟着坐在小板凳上,发牢骚:“哏,要说这事是够倒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把这病瞒下,果真考不上大学,插队去,我们认。”母亲一旁紧忙阻止。我觉得二姐说的有理。
转眼到了夏季。期间,我失去了理智,像个无所事事的流氓。我开始吸烟,偷家里的酒喝,然后蒙头大睡;我不愿与任何人接触,性格越来越孤僻;骑着辆燕牌自行车四北城游荡,巷漫无目的,或是到八一湖、护城河去游泳,一千米、两千米,死命的游;有一次,大院一个讨厌的孩子看我,我竟然大打出手,用武装带将其头部打破,是母亲带着他到医院缝补,带我赔了不是,我却没有受到任何的责怪;后来,我索性把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看书,但绝不是那些毫无曙光的课本,而是些动乱时收藏的手抄本。
一个星期,天气已经到了火一样热的时刻,树上的枝聊鼓足了气在天鸣,我依然躲在闷罐似得小屋里憋着。母亲推门进来,后面跟着隔壁的刘阿姨,我只好起身。母亲坐定,开口说:“儿子,妈叫刘阿姨来,有事跟你说。你不能考大学,心里苦,妈知道,可总是这样下去,也不是法子。你知道刘阿姨在办事处工作,妈托阿姨给你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你看咋样?换个环境也好。”见我不语,刘阿姨一旁劝导:“是呀,孩子,总这样憋着身体会夸的。上大学固然好,可没上过大学的人照样能够成为天才。你看人家高尔基,小学都没有读过,却成为伟大的作家;还有那个叫李三辈的,就是木匠,技术好,不也成为国家的青年突击手。俗话说,只要勤奋行行出状元。阿姨跟你说,这单位是新华书店,文化单位,临时工每月三十元,比其他的地方给的都高,多好的机会!要不然这样,你先干着,也不要放弃补习功课。我想,国家既然给青年敞开上大学的门,以后定会有很多的机会。听阿姨的,没错。”我服从了,这也许正是母亲的高明。
王科长的提议,我没有马上回复,思想还在斗争:倘若就此真的上了班,学习的时间一定很少。不工作呢,专门在家复习功课,可来年若是再没有高考资格,时间和辛苦搭进去不说,岂不更加悲惨?看来只能这样:边干边学,等待机遇。可果真要我选择将来干点什么?我觉得应该去当技术工人,——制造、使用机械是本领;或是去一个像图书馆那样的单位,清闲,有时间读书。半截,我曾私下向刘阿姨打听,她说:“眼下找理想的工作很难,办事处可以推荐的只有两个,一是施工队的泥瓦工,再有就是小卖铺的服务员。你看?”我打消了其他的念头,一个月后主动找科长,答应他希望我留在书店工作的请求。
发的长者正阅读着什么。见我进来,她去掉眼镜,要我坐在她的桌前,询问:“你是胡友田同学吧?”我点点头。她直视着我:“班主任向我谈起过你,团圆,热爱学习,正在准备高考,很好。今天找你来有个不好的情况,班主任不忍亲口对你讲,我想还是由我对你说吧。按照教委的规定,身体不合格的人不能参加高考。你没有去插队,学校是按照病留处理的,医院的证明就在我这里。学校不能批准你高考,我们不能违反规定,你理解吧。老实说,班主任和我都不希望这样。”我心里起急,忙说:“裴校长,这可怎么办呢?我为高考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她解释:“我们知道你的刻苦,成绩也很好,为你惋惜,但今年肯定不行。倘若你的眼病能够治愈,又有大夫做证明,明年也许可以试试。”
回家的路突然变得漫长,肩上的书包仿佛山一样沉重,而身体却软的像棉。回到家,我倒在小屋的板床上,委屈、绝望、落泪。母亲推门进来,问我为什么还不去吃饭,见我不应,再问:“怎么了,看你这样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终于转过脸坐起,把校长的谈话告诉了她。母亲停顿片刻,没有安慰,静静的离开,好像默认我继续下去。其实,我明白,母亲的痛苦并不亚于儿子的悲伤,但是她不能把内心表露在儿子面前,加重孩子的苦,她是理智的、坚强的。她知道,儿子的眼疾,是遗传,根本无法治愈。起初她并信从大夫的鬼话,为什么五个孩子,其他的都没有这病?她坚守自己的判断,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十几年来,她带我走遍北京所有的大医院,不知要我吃了多少胡萝卜,羊肝、维生素a,还有托人求到的偏方。但是,我却始终未见好转,事实要她相信了科学,这是命。“看来只能等等,劝儿子另做打算。”她想。
是二姐晚上下班,拉扯我去吃饭,她嚷嚷:“不就是上不了大学吗?这有什么。我没上过大学,现在不是活的好好的。你们现在是赶上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中学那会儿相都不敢想,整天不是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就是开批斗会,要么是搞大串联;老师谁敢鼓励学习,否则就是走资派;想学习都难。你懂吗?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可走的路也多着呢,活人还能要尿憋死。走跟姐去吃饭。别这样没出息。”母亲端上炸酱,用笊篱成碗面放到我跟前儿。二姐跟着坐在小板凳上,发牢骚:“哏,要说这事是够倒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把这病瞒下,果真考不上大学,插队去,我们认。”母亲一旁紧忙阻止。我觉得二姐说的有理。
转眼到了夏季。期间,我失去了理智,像个无所事事的流氓。我开始吸烟,偷家里的酒喝,然后蒙头大睡;我不愿与任何人接触,性格越来越孤僻;骑着辆燕牌自行车四北城游荡,巷漫无目的,或是到八一湖、护城河去游泳,一千米、两千米,死命的游;有一次,大院一个讨厌的孩子看我,我竟然大打出手,用武装带将其头部打破,是母亲带着他到医院缝补,带我赔了不是,我却没有受到任何的责怪;后来,我索性把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看书,但绝不是那些毫无曙光的课本,而是些动乱时收藏的手抄本。
一个星期,天气已经到了火一样热的时刻,树上的枝聊鼓足了气在天鸣,我依然躲在闷罐似得小屋里憋着。母亲推门进来,后面跟着隔壁的刘阿姨,我只好起身。母亲坐定,开口说:“儿子,妈叫刘阿姨来,有事跟你说。你不能考大学,心里苦,妈知道,可总是这样下去,也不是法子。你知道刘阿姨在办事处工作,妈托阿姨给你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你看咋样?换个环境也好。”见我不语,刘阿姨一旁劝导:“是呀,孩子,总这样憋着身体会夸的。上大学固然好,可没上过大学的人照样能够成为天才。你看人家高尔基,小学都没有读过,却成为伟大的作家;还有那个叫李三辈的,就是木匠,技术好,不也成为国家的青年突击手。俗话说,只要勤奋行行出状元。阿姨跟你说,这单位是新华书店,文化单位,临时工每月三十元,比其他的地方给的都高,多好的机会!要不然这样,你先干着,也不要放弃补习功课。我想,国家既然给青年敞开上大学的门,以后定会有很多的机会。听阿姨的,没错。”我服从了,这也许正是母亲的高明。
王科长的提议,我没有马上回复,思想还在斗争:倘若就此真的上了班,学习的时间一定很少。不工作呢,专门在家复习功课,可来年若是再没有高考资格,时间和辛苦搭进去不说,岂不更加悲惨?看来只能这样:边干边学,等待机遇。可果真要我选择将来干点什么?我觉得应该去当技术工人,——制造、使用机械是本领;或是去一个像图书馆那样的单位,清闲,有时间读书。半截,我曾私下向刘阿姨打听,她说:“眼下找理想的工作很难,办事处可以推荐的只有两个,一是施工队的泥瓦工,再有就是小卖铺的服务员。你看?”我打消了其他的念头,一个月后主动找科长,答应他希望我留在书店工作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