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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八月,经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推荐,我到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做临时工。同来的男女青年十几号人,有返京的知青,也有应届的高中生,比如我;年龄十八到三十不等,每个人的脸上充满着期待和疑惑。
负责招工的部门是政治部,主任崔邱明,副主任付文亮,另外还有马敬芝和李惠堂。记得那天清早,我们聚在礼士路的公司门口,看着一辆辆载满图书的大车进进出出。传达室边的收书组有人排队等待验书。
李惠堂出来招呼,把我们带进公司的办公楼里。政治部在二层,阴面,房间窄小,我们一堆人只好立在门边。付文亮面脸堆笑,介绍说:公司是文化企业,党的宣传机构,历史光荣,责任重大,工作艰苦,眼下需要人手;大家好好干,这个单位很有前途。他语速迟缓,结巴,蛮和蔼的。
不一会儿,各部门争吵着来抢人。我被分配到运输科托运组。组长宋瑞途手里捏着厚厚一打运单,矮个,驼背,走路像赶三关;匆忙把我带到八库,说工作是分包,把我交给这里的两位师傅刘森和李友仁,又匆忙离开。还有一位师傅叫郭连富,负责调台。库内一派繁忙,打包机霹雳巴拉的响,到处堆满了书。
刘森好像是这儿的头,放下手中的分包车,解下围裙,引我到休息室。里面简陋不堪,两个书台搭成的床,上面垫满包装纸;一张旧方桌,身材特别矮小的柳桂琴正在那里写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票上填写重量。刘森介绍完,我俩彼此对视,点头,算相识。“给”刘森取出一副手套递给我“你先跟着李友仁师傅一起干吧。”
分包,看似就是分拣货物,严格说,是将捆成运输包件的图书,按照标签(贴头)写明的收货人分拣,存放,待运。当时,四号库、七号库、八号库、九号库和十号库同时承担发货任务,那个库都有分包的活儿。八库负责安徽、浙江、江苏和山东四个大省的发货,收货人多达六七百家,有些还要经过中转,甚至邮寄。场地异常紧张,院外也堆满了待运的图书。公司发货的“解放”和装订厂送书的车时常拥堵在一起。
分包场地几乎占去半拉库房。货位狭窄,也就一人宽吧,多的数不清楚;有的存放一二十件,有的三四百件,山一样高。跟着友仁师傅,推着满车的包件库房里奔跑,他把货放哪儿我就学着放哪儿,用心记住货位。包件不停地产出,我们一车车分拣下去,好像除了午饭时能够喘气,几乎不得消停。李友仁概括:咱这活这一天下来,走路颐和园来回不成问题,过手的书少说也有十吨!也许是工作新鲜,也许是年轻力壮,也许大家都这样累,那时我并不感觉辛苦。
这活听着简单,出彩并不容易。先是不能压货。分包车就那么几辆,手头稍有停顿,车就轮转不开。影响到包捆用车,打包的师父们难惹,不是起哄,就是喊娘,猴急。那会儿的情景就是这样:每个工序都在赶活儿,我们当然不能示弱。
其次,分包讲求质量。分拣的包件要准确,码放要整齐、牢固,贴头一律朝外,为下道工序创造条件。我说的下道工序是指对货贴签,干这活的人有大张俊荣、张桂芬、吴霞、何文敏、段淑梅、施丽娜和“活地图”刘福贵;活多忙不过来,科长、组长一齐上阵。每人拎着一个浆桶,怀里捧着运输标签,把标签贴在对应的包件上。货物准确自然皆大欢喜,若是遇到多件、少件和混件,那就糟糕,件件核对不说,还要满世界寻找,大海里捞针一样难。遭遇这样的倒霉,女士们立马没了笑声,脸色一沉,拐弯抹角的批评,嘴上不说你差劲,当面赞美别人给你听。
没人愿意落后!友仁师傅提议,工作加码,核查货位。逢结货,他总是拿着手电,钻进黑暗、窄小的货躲里,撅着屁股检查,修正错误,用粉笔画上标记;完活,浑身沾满浆糊,他的围裙硬的像铁皮。效果当然显著,至少贴签的上帝总是面露喜色。这些人当中还有个叫小张俊荣的,年轻、漂亮,走起路充满活力,长辫子跟着摆;她负责分票,手里抱着票框,每天两次到各库房去取票,来我们这里是和柳桂琴交接;然后回到办公楼里,再把这些票按铁路到站进行分拣。
分包做到极致,需要精通业务,最好能够掌握每家收货人的发运路线,各环节出现差错,可以做出判断。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本领!全国三千多家书店,谁能都记得住?据说“活地图”刘福贵可以,业务科的付宗仁、李云春两位前辈也是出了名的。就八库而言,六七百家书店的发运线路,刘森全部熟悉,碰到疑难,大伙都乐意向他请教。我最敬佩刘森本领,也是暗自决心学习他的地方。
最难的还是场地问题。每家书店货位仅有一个,赶上结货、走货的关口,生产的包件没有地方分拣,只好临时堆在书台上,我们管这叫“砸台”;每次少说千八百件,待地上的货物走光,再做二次分拣。由于各省走货... -->>
一九七八年八月,经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推荐,我到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做临时工。同来的男女青年十几号人,有返京的知青,也有应届的高中生,比如我;年龄十八到三十不等,每个人的脸上充满着期待和疑惑。
负责招工的部门是政治部,主任崔邱明,副主任付文亮,另外还有马敬芝和李惠堂。记得那天清早,我们聚在礼士路的公司门口,看着一辆辆载满图书的大车进进出出。传达室边的收书组有人排队等待验书。
李惠堂出来招呼,把我们带进公司的办公楼里。政治部在二层,阴面,房间窄小,我们一堆人只好立在门边。付文亮面脸堆笑,介绍说:公司是文化企业,党的宣传机构,历史光荣,责任重大,工作艰苦,眼下需要人手;大家好好干,这个单位很有前途。他语速迟缓,结巴,蛮和蔼的。
不一会儿,各部门争吵着来抢人。我被分配到运输科托运组。组长宋瑞途手里捏着厚厚一打运单,矮个,驼背,走路像赶三关;匆忙把我带到八库,说工作是分包,把我交给这里的两位师傅刘森和李友仁,又匆忙离开。还有一位师傅叫郭连富,负责调台。库内一派繁忙,打包机霹雳巴拉的响,到处堆满了书。
刘森好像是这儿的头,放下手中的分包车,解下围裙,引我到休息室。里面简陋不堪,两个书台搭成的床,上面垫满包装纸;一张旧方桌,身材特别矮小的柳桂琴正在那里写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票上填写重量。刘森介绍完,我俩彼此对视,点头,算相识。“给”刘森取出一副手套递给我“你先跟着李友仁师傅一起干吧。”
分包,看似就是分拣货物,严格说,是将捆成运输包件的图书,按照标签(贴头)写明的收货人分拣,存放,待运。当时,四号库、七号库、八号库、九号库和十号库同时承担发货任务,那个库都有分包的活儿。八库负责安徽、浙江、江苏和山东四个大省的发货,收货人多达六七百家,有些还要经过中转,甚至邮寄。场地异常紧张,院外也堆满了待运的图书。公司发货的“解放”和装订厂送书的车时常拥堵在一起。
分包场地几乎占去半拉库房。货位狭窄,也就一人宽吧,多的数不清楚;有的存放一二十件,有的三四百件,山一样高。跟着友仁师傅,推着满车的包件库房里奔跑,他把货放哪儿我就学着放哪儿,用心记住货位。包件不停地产出,我们一车车分拣下去,好像除了午饭时能够喘气,几乎不得消停。李友仁概括:咱这活这一天下来,走路颐和园来回不成问题,过手的书少说也有十吨!也许是工作新鲜,也许是年轻力壮,也许大家都这样累,那时我并不感觉辛苦。
这活听着简单,出彩并不容易。先是不能压货。分包车就那么几辆,手头稍有停顿,车就轮转不开。影响到包捆用车,打包的师父们难惹,不是起哄,就是喊娘,猴急。那会儿的情景就是这样:每个工序都在赶活儿,我们当然不能示弱。
其次,分包讲求质量。分拣的包件要准确,码放要整齐、牢固,贴头一律朝外,为下道工序创造条件。我说的下道工序是指对货贴签,干这活的人有大张俊荣、张桂芬、吴霞、何文敏、段淑梅、施丽娜和“活地图”刘福贵;活多忙不过来,科长、组长一齐上阵。每人拎着一个浆桶,怀里捧着运输标签,把标签贴在对应的包件上。货物准确自然皆大欢喜,若是遇到多件、少件和混件,那就糟糕,件件核对不说,还要满世界寻找,大海里捞针一样难。遭遇这样的倒霉,女士们立马没了笑声,脸色一沉,拐弯抹角的批评,嘴上不说你差劲,当面赞美别人给你听。
没人愿意落后!友仁师傅提议,工作加码,核查货位。逢结货,他总是拿着手电,钻进黑暗、窄小的货躲里,撅着屁股检查,修正错误,用粉笔画上标记;完活,浑身沾满浆糊,他的围裙硬的像铁皮。效果当然显著,至少贴签的上帝总是面露喜色。这些人当中还有个叫小张俊荣的,年轻、漂亮,走起路充满活力,长辫子跟着摆;她负责分票,手里抱着票框,每天两次到各库房去取票,来我们这里是和柳桂琴交接;然后回到办公楼里,再把这些票按铁路到站进行分拣。
分包做到极致,需要精通业务,最好能够掌握每家收货人的发运路线,各环节出现差错,可以做出判断。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本领!全国三千多家书店,谁能都记得住?据说“活地图”刘福贵可以,业务科的付宗仁、李云春两位前辈也是出了名的。就八库而言,六七百家书店的发运线路,刘森全部熟悉,碰到疑难,大伙都乐意向他请教。我最敬佩刘森本领,也是暗自决心学习他的地方。
最难的还是场地问题。每家书店货位仅有一个,赶上结货、走货的关口,生产的包件没有地方分拣,只好临时堆在书台上,我们管这叫“砸台”;每次少说千八百件,待地上的货物走光,再做二次分拣。由于各省走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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