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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吃瓜子就给我剥瓜子仁。还一块块地给我剥糖，我来者不拒，全都笑着吃掉，早忘了吃糖太多的种种坏处。每次玩完伟波都主动给我送回到我三姑家门口然后看着我进门。在我哥没当兵前他和我哥是好朋友。说实在的这两天我一直是归心似箭，但只要我和他们在一起，总很快乐。想到春节过了就得很快要离开这儿，又挺怀恋。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冷冷的风和冲天的白杨。都是那么吸引我。这里的冬天，天很蓝很高，阳光变幻莫测，红砖瓦房和路边的野草无不显示出一种坚硬的力度。就像北京的冬天被怀念者怀念一样，这里的冬天也让我在沉默中呼吸。没有什么比田野中清鲜的空气更让我舒服高兴的了。
白雪上覆盖着红色的碎纸屑子，家家门口贴着龙飞凤舞的对联。我在几乎每一个童年时的玩伴的家里都看到了挂着的我们在幼儿园时和同班小朋友的合影，我们穿着幼儿园的校服，男孩蓝色，女孩粉色，排成二队站在春天的桃树底下，我被晒得红里发黑的脸，目光执著地望向某个不知名的远方。
“嘉芙，你是多大去北京的？”我在邻居海波家串门时他问我。他现在在城里一所中学上高二。听说学习现在挺上进的。
“大概9岁的时候吧。”我说。
“你是看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才走的吗？”雪红问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部在大陆大赚眼泪的港台剧，当时很有名。
“她那时还没有。”海波接口说道。
我的脸“腾”地热起来，像发了烧一样辣得燎人。
“不，她看了。”
“我看了才走的。”
“你哭了吗？”雪红问。
“哭了。”我说。
我记得那时我大概6岁，村里说在大礼堂看电影，我们就一直向那儿赶。走到村头遇到几个人，她们问我们有没有带手绢，因为那时那部影片的广告词是“想看这部电影吗？别忘了带上你的手绢。”我想我肯定得哭。于是我们又回到家里取手绢。到达电影院时已经开场半天了，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看懂，只记得片中有一个小男孩和那位年轻温柔的女子，可是后来我还是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看这种片子，对我来说，不哭，是不可能的。
我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我爸爸是一个军人，我9岁来到北京，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
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代对老家还有感情的。我弟比我小六岁，他每回也挺热衷回老家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他俨然一副衣锦还乡的感觉，和我的缅怀童年之类的天壤之别。大大的不一样。他对我们的故乡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他还没懂事就来到北京上幼儿园和小学了，而我在老家呆到小学三年级。我想我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寄托”的。
这次回来我听到的最大的消息就是雪红跟人订婚了。雪红家就住在原来我们家的西头。她还有一个弟弟，特别顽皮，每回一不听话就会叫他爸拎到村口吊着打屁股。小男孩就会发出杀猪般的声音。在我印象里雪红姐姐好像只比我大了那么四、五岁，怎么一转眼已经订婚了？我知道和她订婚的那个人就住在邻村李家村，只是个普通的男青年，她原来的老同学。我在她家的炕上问她喜欢那个人吗？
我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像废话。简直就是废话。雪红姐是那种长得挺好看人又懂事的那种姑娘，那种混都应该不会太差。
我不喜欢他。我有时候觉得他特傻。雪红微笑着说。
然后她又安静着微笑地补充了一句：我谁也不喜欢。
她的面容真的是平静且美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那张面容是幸福的。
她向来这样，从来就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开开心心地活着，顺其自然一步一个脚印。根本不会“红颜多薄命”
也许是我们多操心了。村里人的人叹息地说雪红的心气不太高。她们也许认为她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选，以她的相貌和怡人的性格。可她就是这么心满意足地订婚了，一年或半年后就会嫁给那个她的老同学。
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姨。很简单很俗的故事。一个天生丽质风华才茂的姑娘大学毕业后本来前途无限却嫁给一个不相配的男人。后来又有了孩子。以前读大学时的理想不知去了哪儿。我想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是我替我的小姨痛心惋惜的。是我小姨带我长大的，在我爸在北京我妈还没有随军的时候是我小姨陪我妈住在一起，给我读故事书给我唱歌给我讲题。那时她上大学，暑假回来用录音机大声放最新的流行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窗外是她洗好晾着的白床单，院子里是白色的蔷薇花，小姨的头发亮晶晶的，那样飘洒着的美好的青春。
，我想吃瓜子就给我剥瓜子仁。还一块块地给我剥糖，我来者不拒，全都笑着吃掉，早忘了吃糖太多的种种坏处。每次玩完伟波都主动给我送回到我三姑家门口然后看着我进门。在我哥没当兵前他和我哥是好朋友。说实在的这两天我一直是归心似箭，但只要我和他们在一起，总很快乐。想到春节过了就得很快要离开这儿，又挺怀恋。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冷冷的风和冲天的白杨。都是那么吸引我。这里的冬天，天很蓝很高，阳光变幻莫测，红砖瓦房和路边的野草无不显示出一种坚硬的力度。就像北京的冬天被怀念者怀念一样，这里的冬天也让我在沉默中呼吸。没有什么比田野中清鲜的空气更让我舒服高兴的了。
白雪上覆盖着红色的碎纸屑子，家家门口贴着龙飞凤舞的对联。我在几乎每一个童年时的玩伴的家里都看到了挂着的我们在幼儿园时和同班小朋友的合影，我们穿着幼儿园的校服，男孩蓝色，女孩粉色，排成二队站在春天的桃树底下，我被晒得红里发黑的脸，目光执著地望向某个不知名的远方。
“嘉芙，你是多大去北京的？”我在邻居海波家串门时他问我。他现在在城里一所中学上高二。听说学习现在挺上进的。
“大概9岁的时候吧。”我说。
“你是看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才走的吗？”雪红问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部在大陆大赚眼泪的港台剧，当时很有名。
“她那时还没有。”海波接口说道。
我的脸“腾”地热起来，像发了烧一样辣得燎人。
“不，她看了。”
“我看了才走的。”
“你哭了吗？”雪红问。
“哭了。”我说。
我记得那时我大概6岁，村里说在大礼堂看电影，我们就一直向那儿赶。走到村头遇到几个人，她们问我们有没有带手绢，因为那时那部影片的广告词是“想看这部电影吗？别忘了带上你的手绢。”我想我肯定得哭。于是我们又回到家里取手绢。到达电影院时已经开场半天了，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看懂，只记得片中有一个小男孩和那位年轻温柔的女子，可是后来我还是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看这种片子，对我来说，不哭，是不可能的。
我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我爸爸是一个军人，我9岁来到北京，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
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代对老家还有感情的。我弟比我小六岁，他每回也挺热衷回老家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他俨然一副衣锦还乡的感觉，和我的缅怀童年之类的天壤之别。大大的不一样。他对我们的故乡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他还没懂事就来到北京上幼儿园和小学了，而我在老家呆到小学三年级。我想我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寄托”的。
这次回来我听到的最大的消息就是雪红跟人订婚了。雪红家就住在原来我们家的西头。她还有一个弟弟，特别顽皮，每回一不听话就会叫他爸拎到村口吊着打屁股。小男孩就会发出杀猪般的声音。在我印象里雪红姐姐好像只比我大了那么四、五岁，怎么一转眼已经订婚了？我知道和她订婚的那个人就住在邻村李家村，只是个普通的男青年，她原来的老同学。我在她家的炕上问她喜欢那个人吗？
我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像废话。简直就是废话。雪红姐是那种长得挺好看人又懂事的那种姑娘，那种混都应该不会太差。
我不喜欢他。我有时候觉得他特傻。雪红微笑着说。
然后她又安静着微笑地补充了一句：我谁也不喜欢。
她的面容真的是平静且美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那张面容是幸福的。
她向来这样，从来就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开开心心地活着，顺其自然一步一个脚印。根本不会“红颜多薄命”
也许是我们多操心了。村里人的人叹息地说雪红的心气不太高。她们也许认为她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选，以她的相貌和怡人的性格。可她就是这么心满意足地订婚了，一年或半年后就会嫁给那个她的老同学。
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姨。很简单很俗的故事。一个天生丽质风华才茂的姑娘大学毕业后本来前途无限却嫁给一个不相配的男人。后来又有了孩子。以前读大学时的理想不知去了哪儿。我想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是我替我的小姨痛心惋惜的。是我小姨带我长大的，在我爸在北京我妈还没有随军的时候是我小姨陪我妈住在一起，给我读故事书给我唱歌给我讲题。那时她上大学，暑假回来用录音机大声放最新的流行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窗外是她洗好晾着的白床单，院子里是白色的蔷薇花，小姨的头发亮晶晶的，那样飘洒着的美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