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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的发展呈现各异的形态，并存在诸多的问题。笔者将接下来对某些存在问题进行浅显的思考，试图对诗歌的境遇作一个极为个人化的阐释。望大家批评指正。
诗歌音乐性的消解
音乐在诗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值得我们回顾并重新思考的问题，尤其在当下，诗歌发展处于低谷而其内部秩序混乱失衡的情境下。
我们知道，人类艺术发展的早期，诗歌、音乐与舞蹈是三位一体（在此对舞蹈就不再赘述），不论中外，古代的诗歌都可吟诵。
中国先秦时的诗经富于音乐节奏和韵律感，这主要因为当时诗歌大部分源于民间，是与广大人民的生产劳动密切相关的，而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使用一些富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来提高劳动效率和消解劳动时的疲劳。那时，文字发展尚且缓慢，所以劳动号子往往是带有口语化的简略文字加上富有节奏音韵的吟咏的，便于记忆和广泛流传的。
到汉代乐府时期，大部分是可以“入乐”的歌词。这一时期，诗歌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用韵的规范法、系统化。对音韵的运用已经相当考究，音乐对诗歌的重要性显著的呈现出来并得到重视。
诗歌发展到隋唐时期，诗中最通俗的七言绝句与古体诗，都可以配上曲调演唱。这一阶段，是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对音韵的要求空前的严格，不仅要有规范的押韵、而且有严格的平仄，不同的体式要求也不同，比如“五言”、“七言”这种对音韵的推崇提倡和操作，使诗歌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不仅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章，形成了诗歌的“黄金时期”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唐后期诗歌的发展慢慢衰落，其中原因之一，是过于强调音韵等诗歌的外在形式，使诗歌内容脱离现实生活而绮丽奢靡空洞无物。
而在唐末宋初从诗歌中分化出“词”来。词，又叫曲子词，源于民间小调。有人认为它是宋代的“流行歌曲”宋词是能够配乐歌唱的，但在发展的鼎盛期，打破音韵对词的限制，词开始不讲究严格音韵要求，但依然有格律上的要求，讲究押韵、平仄，相对来说这种要求得到消减。
至元代以后，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更为密切，作为音乐与诗歌结合的元曲，非常流行，这又是一个诗与乐结合发展的获得文学上巨大发展的例子。
音乐与诗歌在很多特征上都有共同之处，它们都以抒情见长，都十分讲究节奏、韵律、音调。曾有众多著名的诗人都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或者有的诗人同时就是曲艺家所谓“歌者”
诗歌发展到近现代，尤其五?四后，随着白话新诗的产生，传统诗歌遭到彻底的反叛，甚至颠覆，并作为传统被五?四割裂。这种反叛不仅包括传统的诗学思想，而且也颠覆了传统诗学中严格的音韵格律的要求，过激的追求口语化，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诗意消解，诗歌所具有的基本特性模糊不清，以致“散文化”、“作诗如作文”（胡适语），诗歌发展陷于盲目，到后来提倡格律、节制情感的追求新格律诗“新月派”出现，诗歌一度得到发展。而到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诗歌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此后的一、二十年中，新诗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被称为诗歌的“黄金时期”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传统诗艺与现代诗歌结合点的探索，其中被称为“雨巷诗人”戴望舒的雨巷，其中浓郁的音乐感使得诗歌的意境更加完整，这首就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型。此后的四十年代出现的“新生代”、以及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都是对这一诗艺的继承、沿袭与探索、发展。而诗歌发展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语境的转变，有了新的特点，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甚至到年代，诗歌放弃了艺术上的深度的探寻，而转向现实的层面。讴歌、赞颂，诗歌朗朗上口、便于传唱成为其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也是注重其音乐性的效果。
诗歌发展到今天，其音乐性得到彻底的消解了，尤其是“第三代”或“后朦胧诗歌”以后，对传统诗歌的诗意、审美等反抗和解构，使诗歌发展成为一种难以把握的语言。于坚说“诗，止于语言”假若真是这样，诗歌的发展将不可预知。如此作为诗歌附属的音乐，也陷于难堪的境地。综观诗歌发展在整个漫长历史，诗歌在诗艺上不管怎样变化，但都与诗歌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内在关系，即使是新诗，最初也讲求节奏，这也是当下大部分诗歌创作以及批判中依然经常注意到的，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在某种所谓诗歌先锋性、实验性话语性下不断消减，这似乎是后现代诗艺的“眉目”的展现，但谁能告诉我中国的文学是否真的已经进入后现代。我认为，这种迹象，依然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内在秩序混乱的表现（如果这混乱是后现代话语的昭示的话，诗歌发展的前景很可能会让人伤心）。撇开此不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诗歌音乐性的消解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审美困境”
口语化的“泛滥”
口语化写作是经常与平民化写作被人们一道提及。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可能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一直以来，对“口语化”写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
“口语化”写作不仅限于诗歌语言的日常口语化。我以为，口语化写作，就是日常性的口语介入特定的语境中，呈现某种奇妙的诗意，这种诗意并不完全流于文字表层，其深度意味潜藏于文字的内在纹理间。一首口语诗歌或许很容易让人接受。但要对一首好的口语诗完全通晓，可并非易事---在实际诗歌阅读中，这种体验结果并不存在。好的口语诗歌绝对是耐读的，其诗意之美隐含于文字的细微处。
口语诗并不好写，很多诗人感叹，这是事实。口语诗创作，既要求考虑口语的诗化转换，又要顾及诗歌的内蕴；既要有强烈而敏锐的现实独特经验，有要对汉语语言有极强的驾御能力，这是比较难把握的。
当下的众多诗歌流派有很多主张口语化创作，比如“他们”、“莽汉主义”、“非非”、“下半身”、“废话”“口水”、“垃圾”等等。但就目前来说，发展并不是很让人满意。但也不乏有佳作涌现，比如一些进行口语化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的诗人，于坚、伊沙、韩东等人是其中较为卓著的。这些诗歌流派和诗人，所鼓吹、发起的各种诗歌运动，其中关于创作就极为强调口语化。但总的来说，口语化诗歌发展还在实验中，而事实上其产生的接受效应却与初衷似乎相悖的。
口语化创造的其中目的之一，是让诗歌回归平民，回归大众，重新唤回那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具体的文本呈现却造成相反的效果。很多所谓垃圾诗、口语诗的出现（虽然笔者也认为这也是诗歌探索的一种形式）呈现低俗的趋势，或许，这些的提出和实验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当人们因为一种新的实验形式的出现而大批大批去模仿、复制时。这种倡导的努力就会引起错位或者偏离。因而，口语化诗歌的存在、发展的，还有待于诗人们的努力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个人化写作的“变调”
个人化写作的提出以及走向，与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共时性的。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同样符合这一特征。“个人化”是文学自身稳定的特性。写作是属于个人的，其整个创作过程完全有个体完成，其他任何因素的介入，所造成的影响并由此而生发的意义是甚微的。
但在当下，个人化写作却呈现某种混乱、无序的“变调”或许这是兴盛的迹象，但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混乱。甚至颠覆。
这种“变调”不仅表现在写作的动向上，更可能表现在写作的动机上。诗歌在个人化的道路上，呈现自我的无休止复制，在创作上表现出“超验”的“先锋”性，这些堆积而成的“块状”文字让人着实费解，并置疑这些“天才”般的灵感、深度的洞察力。诗歌所原有的诗意被人为的消解，呈现“另类的美”
在我看来，诗歌之所以造成晦涩、难懂继而遭到排斥，其实质是诗歌本位的偏离和... -->>
当下诗歌的发展呈现各异的形态，并存在诸多的问题。笔者将接下来对某些存在问题进行浅显的思考，试图对诗歌的境遇作一个极为个人化的阐释。望大家批评指正。
诗歌音乐性的消解
音乐在诗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值得我们回顾并重新思考的问题，尤其在当下，诗歌发展处于低谷而其内部秩序混乱失衡的情境下。
我们知道，人类艺术发展的早期，诗歌、音乐与舞蹈是三位一体（在此对舞蹈就不再赘述），不论中外，古代的诗歌都可吟诵。
中国先秦时的诗经富于音乐节奏和韵律感，这主要因为当时诗歌大部分源于民间，是与广大人民的生产劳动密切相关的，而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使用一些富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来提高劳动效率和消解劳动时的疲劳。那时，文字发展尚且缓慢，所以劳动号子往往是带有口语化的简略文字加上富有节奏音韵的吟咏的，便于记忆和广泛流传的。
到汉代乐府时期，大部分是可以“入乐”的歌词。这一时期，诗歌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用韵的规范法、系统化。对音韵的运用已经相当考究，音乐对诗歌的重要性显著的呈现出来并得到重视。
诗歌发展到隋唐时期，诗中最通俗的七言绝句与古体诗，都可以配上曲调演唱。这一阶段，是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对音韵的要求空前的严格，不仅要有规范的押韵、而且有严格的平仄，不同的体式要求也不同，比如“五言”、“七言”这种对音韵的推崇提倡和操作，使诗歌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不仅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章，形成了诗歌的“黄金时期”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唐后期诗歌的发展慢慢衰落，其中原因之一，是过于强调音韵等诗歌的外在形式，使诗歌内容脱离现实生活而绮丽奢靡空洞无物。
而在唐末宋初从诗歌中分化出“词”来。词，又叫曲子词，源于民间小调。有人认为它是宋代的“流行歌曲”宋词是能够配乐歌唱的，但在发展的鼎盛期，打破音韵对词的限制，词开始不讲究严格音韵要求，但依然有格律上的要求，讲究押韵、平仄，相对来说这种要求得到消减。
至元代以后，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更为密切，作为音乐与诗歌结合的元曲，非常流行，这又是一个诗与乐结合发展的获得文学上巨大发展的例子。
音乐与诗歌在很多特征上都有共同之处，它们都以抒情见长，都十分讲究节奏、韵律、音调。曾有众多著名的诗人都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或者有的诗人同时就是曲艺家所谓“歌者”
诗歌发展到近现代，尤其五?四后，随着白话新诗的产生，传统诗歌遭到彻底的反叛，甚至颠覆，并作为传统被五?四割裂。这种反叛不仅包括传统的诗学思想，而且也颠覆了传统诗学中严格的音韵格律的要求，过激的追求口语化，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诗意消解，诗歌所具有的基本特性模糊不清，以致“散文化”、“作诗如作文”（胡适语），诗歌发展陷于盲目，到后来提倡格律、节制情感的追求新格律诗“新月派”出现，诗歌一度得到发展。而到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诗歌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此后的一、二十年中，新诗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被称为诗歌的“黄金时期”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传统诗艺与现代诗歌结合点的探索，其中被称为“雨巷诗人”戴望舒的雨巷，其中浓郁的音乐感使得诗歌的意境更加完整，这首就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型。此后的四十年代出现的“新生代”、以及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都是对这一诗艺的继承、沿袭与探索、发展。而诗歌发展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语境的转变，有了新的特点，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甚至到年代，诗歌放弃了艺术上的深度的探寻，而转向现实的层面。讴歌、赞颂，诗歌朗朗上口、便于传唱成为其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也是注重其音乐性的效果。
诗歌发展到今天，其音乐性得到彻底的消解了，尤其是“第三代”或“后朦胧诗歌”以后，对传统诗歌的诗意、审美等反抗和解构，使诗歌发展成为一种难以把握的语言。于坚说“诗，止于语言”假若真是这样，诗歌的发展将不可预知。如此作为诗歌附属的音乐，也陷于难堪的境地。综观诗歌发展在整个漫长历史，诗歌在诗艺上不管怎样变化，但都与诗歌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内在关系，即使是新诗，最初也讲求节奏，这也是当下大部分诗歌创作以及批判中依然经常注意到的，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在某种所谓诗歌先锋性、实验性话语性下不断消减，这似乎是后现代诗艺的“眉目”的展现，但谁能告诉我中国的文学是否真的已经进入后现代。我认为，这种迹象，依然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内在秩序混乱的表现（如果这混乱是后现代话语的昭示的话，诗歌发展的前景很可能会让人伤心）。撇开此不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诗歌音乐性的消解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审美困境”
口语化的“泛滥”
口语化写作是经常与平民化写作被人们一道提及。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可能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一直以来，对“口语化”写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
“口语化”写作不仅限于诗歌语言的日常口语化。我以为，口语化写作，就是日常性的口语介入特定的语境中，呈现某种奇妙的诗意，这种诗意并不完全流于文字表层，其深度意味潜藏于文字的内在纹理间。一首口语诗歌或许很容易让人接受。但要对一首好的口语诗完全通晓，可并非易事---在实际诗歌阅读中，这种体验结果并不存在。好的口语诗歌绝对是耐读的，其诗意之美隐含于文字的细微处。
口语诗并不好写，很多诗人感叹，这是事实。口语诗创作，既要求考虑口语的诗化转换，又要顾及诗歌的内蕴；既要有强烈而敏锐的现实独特经验，有要对汉语语言有极强的驾御能力，这是比较难把握的。
当下的众多诗歌流派有很多主张口语化创作，比如“他们”、“莽汉主义”、“非非”、“下半身”、“废话”“口水”、“垃圾”等等。但就目前来说，发展并不是很让人满意。但也不乏有佳作涌现，比如一些进行口语化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的诗人，于坚、伊沙、韩东等人是其中较为卓著的。这些诗歌流派和诗人，所鼓吹、发起的各种诗歌运动，其中关于创作就极为强调口语化。但总的来说，口语化诗歌发展还在实验中，而事实上其产生的接受效应却与初衷似乎相悖的。
口语化创造的其中目的之一，是让诗歌回归平民，回归大众，重新唤回那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具体的文本呈现却造成相反的效果。很多所谓垃圾诗、口语诗的出现（虽然笔者也认为这也是诗歌探索的一种形式）呈现低俗的趋势，或许，这些的提出和实验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当人们因为一种新的实验形式的出现而大批大批去模仿、复制时。这种倡导的努力就会引起错位或者偏离。因而，口语化诗歌的存在、发展的，还有待于诗人们的努力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个人化写作的“变调”
个人化写作的提出以及走向，与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共时性的。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同样符合这一特征。“个人化”是文学自身稳定的特性。写作是属于个人的，其整个创作过程完全有个体完成，其他任何因素的介入，所造成的影响并由此而生发的意义是甚微的。
但在当下，个人化写作却呈现某种混乱、无序的“变调”或许这是兴盛的迹象，但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混乱。甚至颠覆。
这种“变调”不仅表现在写作的动向上，更可能表现在写作的动机上。诗歌在个人化的道路上，呈现自我的无休止复制，在创作上表现出“超验”的“先锋”性，这些堆积而成的“块状”文字让人着实费解，并置疑这些“天才”般的灵感、深度的洞察力。诗歌所原有的诗意被人为的消解，呈现“另类的美”
在我看来，诗歌之所以造成晦涩、难懂继而遭到排斥，其实质是诗歌本位的偏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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