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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同桌，从小学一直到初中。
七十年代中期的山村，还没有通电。一早一晚的教室里，光线昏暗，阴天更是如此，借着微弱的天光，只能看到课本上有字，却看不清楚到底写的是什么。老师让同学们自己带盏灯。第二天，她忘了带，他却带来了，是用空的墨水瓶盛上小半瓶煤油，瓶盖上钻个眼儿，穿过一根雪白的灯芯。很清秀的灯。“擦”火柴亮起来，油灯也亮起来。他把灯放在他们共同的水泥桌面的中间，黄晕的光弥漫开来，他们就在这灯下，读书，写字。
第三天，她也找一空墨水瓶，让爷爷帮着做成一盏灯，用小棍儿挑了，去上学。
晚上的教室内，点点灯光，照亮了童稚的眼睛；夜晚放学的山路上，星星小灯如豆，与天上眨眼的星月遥相呼应。
他们成绩都好，大大小小的考试，名次几乎不分上下，理所当然地，考入同一重点中学。也巧，又是同桌。
刚上初中，还是小孩子的心。课下，照样的踢毽子、丢沙包、跳绳。十分钟的课间，玩的人欢马炸。他清秀且轻巧，身材女孩儿样单细。难得的是踢毽子也是高手，能一口气连踢两百多个，并能玩出许多花样儿。一群唧唧喳喳的小姑娘中，他似一只矫健的燕子，毽子在他脚上上下翻飞，左右跳不出他的控制。老师不在的自习课，他们就和前后桌一起背诵小学时学过的古诗词，经常是背着背着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你一首我一首的，谁也不甘落后。
空山新雨。山地里的小树，蓬勃着成长。他们也像阳光下山坡上的小树苗，一天一个样儿，一天一个高儿。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的向前走着，他们的未来，似乎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光明灿烂，如果不是那一天。
那一天刚下课，班主任匆匆走来，把他喊了出去。她抬头看了看，继续解一道几何题。以后的几天，他的座位一直空着，问了老师才知道：他的做电工的父亲，在一次修理电线时，触电身亡。他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又病着，只有一个妹妹，还是哑巴。他只能辍学。
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
她也是。可是，除了惋惜，她又能帮的了什么？
后来的学校生活，同桌就都是女孩子了，一直到大学。当同桌的你这首歌风靡校园的时候，她正读大二，和新的同桌早好的一个人一样：她们有共同的词典，有同样花色和款式的长裙高跟鞋，有同一个歌星的磁带和唱片，偶尔的一次交谈里，同桌提起中学时的同桌。她忽然就想起他来。如果不是家庭的那次变故，他早应该和她一样坐在高等学府的教室里了。前途也一定是脱离了那个小山村，这是一定的。可是，造化弄人，再美丽的花的种子，如果没有足够的阳光、空气、水分和肥料，也是不能开出自己的花的。
人是生而平等的，这话只能用在一定意义上。而在另一意义上，贫穷，实际上是对一些人前途上的某种意义上的扼杀。而没有文化、科学的指导和帮助，思想领域上的贫者，更是一种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恶性循环。
范仲淹说过：“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而不见也。”好在社会进步了。“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给了那些寒门学子飞天的翅膀。
暑假回家，路上偶遇，他正开着三轮拉一车蔬菜去卖。消瘦憔悴的面容，肥大且有污渍的衣服。寒暄几句，擦肩而过。许多的话，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她想起鲁迅和闰土，已经有一道无形的墙，搁在他们中间了。
每年，她都捐出一定的工资给希望工程，花开也是有条件的。只是希望，上一代的惋惜，不要再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了。
他们是同桌，从小学一直到初中。
七十年代中期的山村，还没有通电。一早一晚的教室里，光线昏暗，阴天更是如此，借着微弱的天光，只能看到课本上有字，却看不清楚到底写的是什么。老师让同学们自己带盏灯。第二天，她忘了带，他却带来了，是用空的墨水瓶盛上小半瓶煤油，瓶盖上钻个眼儿，穿过一根雪白的灯芯。很清秀的灯。“擦”火柴亮起来，油灯也亮起来。他把灯放在他们共同的水泥桌面的中间，黄晕的光弥漫开来，他们就在这灯下，读书，写字。
第三天，她也找一空墨水瓶，让爷爷帮着做成一盏灯，用小棍儿挑了，去上学。
晚上的教室内，点点灯光，照亮了童稚的眼睛；夜晚放学的山路上，星星小灯如豆，与天上眨眼的星月遥相呼应。
他们成绩都好，大大小小的考试，名次几乎不分上下，理所当然地，考入同一重点中学。也巧，又是同桌。
刚上初中，还是小孩子的心。课下，照样的踢毽子、丢沙包、跳绳。十分钟的课间，玩的人欢马炸。他清秀且轻巧，身材女孩儿样单细。难得的是踢毽子也是高手，能一口气连踢两百多个，并能玩出许多花样儿。一群唧唧喳喳的小姑娘中，他似一只矫健的燕子，毽子在他脚上上下翻飞，左右跳不出他的控制。老师不在的自习课，他们就和前后桌一起背诵小学时学过的古诗词，经常是背着背着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你一首我一首的，谁也不甘落后。
空山新雨。山地里的小树，蓬勃着成长。他们也像阳光下山坡上的小树苗，一天一个样儿，一天一个高儿。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的向前走着，他们的未来，似乎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光明灿烂，如果不是那一天。
那一天刚下课，班主任匆匆走来，把他喊了出去。她抬头看了看，继续解一道几何题。以后的几天，他的座位一直空着，问了老师才知道：他的做电工的父亲，在一次修理电线时，触电身亡。他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又病着，只有一个妹妹，还是哑巴。他只能辍学。
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
她也是。可是，除了惋惜，她又能帮的了什么？
后来的学校生活，同桌就都是女孩子了，一直到大学。当同桌的你这首歌风靡校园的时候，她正读大二，和新的同桌早好的一个人一样：她们有共同的词典，有同样花色和款式的长裙高跟鞋，有同一个歌星的磁带和唱片，偶尔的一次交谈里，同桌提起中学时的同桌。她忽然就想起他来。如果不是家庭的那次变故，他早应该和她一样坐在高等学府的教室里了。前途也一定是脱离了那个小山村，这是一定的。可是，造化弄人，再美丽的花的种子，如果没有足够的阳光、空气、水分和肥料，也是不能开出自己的花的。
人是生而平等的，这话只能用在一定意义上。而在另一意义上，贫穷，实际上是对一些人前途上的某种意义上的扼杀。而没有文化、科学的指导和帮助，思想领域上的贫者，更是一种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恶性循环。
范仲淹说过：“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而不见也。”好在社会进步了。“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给了那些寒门学子飞天的翅膀。
暑假回家，路上偶遇，他正开着三轮拉一车蔬菜去卖。消瘦憔悴的面容，肥大且有污渍的衣服。寒暄几句，擦肩而过。许多的话，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她想起鲁迅和闰土，已经有一道无形的墙，搁在他们中间了。
每年，她都捐出一定的工资给希望工程，花开也是有条件的。只是希望，上一代的惋惜，不要再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