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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一嘴的咸鱼味,咸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她说:“你是某先生吗?”我回答:“是。”她说:“请你到北京楼饭店来,我弟弟要请你。”“请我?”我不自主地疑问道。“你是哪位?”她继续道:“你忘了,今天早晨得回你帮忙了,要不然,我们姐仨还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呢,不得急死呀。”听她这样说,我才恍然大悟。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早晨,我突发奇想去遛弯,弯没遛成,却惹来一肚子关于楹联的烦恼,刚转身回家,还没走出去三步,见从出租车上下来三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男两女,全在五十岁开外。这三人直奔酒厂的门卫室,其中一个岁数稍小的女子,敲了敲门卫室的窗户,隔着玻璃说道:“请问彭某某在吗?他是这个厂子的车间主任。”
我听得很清楚。因为她不是在简单的问,就是喊。那一口咸滋滋的带鱼味告诉我,她们是从辽东来的,远路风尘。
门人冷冷地吼道:“原来的厂子黄了,光东家都换五个了,我们现在还没生产呢,有什么车间主任?你想找的是老人儿,我们不认识!”门人说完,摆弄着手机,走出门卫室,去了酒厂的深处。三个辽东人被结结实实地亮在那里。
我本能的赶上前去,问道:“你们找谁?”年长的女人告诉我:“我们是从海城来的,找亲娘舅。”没等我再问,她已经把后续的话快要说完了。“三十五年前地震的时候我们来过舅舅家,那时舅舅在酒厂上班,当车间主任,姓彭,叫彭某某。一晃三十五年了,我们姐仨老了,也退休了,想过来走一趟,看看舅舅、舅母、姨娘和这些表弟、表妹,就来了。”
老人说得很清楚。但她哪里知道,这酒厂自从改制,由国营变成了私营,光东家已经换了四个,先是本市的几个能人合伙干,后来被一家远在京城的企业接收,再后来是本市的一家名企代管,如今又划到一某姓哥俩麾下,接手还不到两个月;别说你找原来老厂的职工,就是找两个月前的职工也是费力的事。
我问:“你舅舅多大岁数了?”岁数稍小一点的女人告诉我:“我舅舅今年85岁。”我一听很惊讶:“85?”我接着问道:“你们最后联系上的时候是那年?”她告诉我:“是十二年前,我二姨去我们家说的,还留了电话。”说着她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来,指着上边的号码跟我说:“上边这个电话是我舅舅的,下边这个电话是我二姨的。都在你们dehui街里住。”我问:“你们打了电话了吗?”她告诉我:“电话打了,都是空号。”我接过纸一看,发现这电话早已过时了,还是七位数呢。我用手机,试着在号码上前面加“8”拨了出去。一个是空号,一个有人接,但对方不是她(他)们要找的人,并且告诉不认识彭某某。
一下子僵住了。我想离开,但看到她(他)们焦急的样子没有忍心。就问:“还有别的信息吗?比如地址了,你舅舅孩子的名字了。”年龄稍小的女人告诉我:“地址倒知道一个,胜利街十三委九组,大表弟大号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小涛。”
听到这我有些兴奋,胜利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估计有些老委主任能晓得一二。于是,让她们稍等,我回家取来三个通讯录,用手机一一拨了出去。十来个人,有六个接通的,都说不清楚。一下子,我也傻眼了。
后来,想到了去派出所,也想到了去公安局户籍科。但无奈是国假日,这两家的户籍警是不会上班的。如果等还得等一天。我看看时间,还不到六点。
正在焦急之中,我抬起头,一下子看到了“dehuidaqu”四个鲜红的大字。对了,怎么没想到找一找酒厂的老同志!于是,我用手机拨了原酒厂办公室主任老赵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又拨通了原酒厂厂长老曲的电话,老曲说不清楚,后来又拨了原酒厂出纳的电话,没有通。
她(他)们同来的男老先生看我这样的拨电话有些不忍,说:“你别费心了,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我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明天到派出所去查。”其实她(他)们那里知道,派出所这三十五年间也变化很大,辖区变了,户籍警变了,甚或连档案也变了,这些变化不利于只知老人姓名,只知三十五年前的住址,要找到一个老人这事。
想了想,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好领着三位上出租车,去敲原酒厂保管员老刘的家。我知道老刘是酒厂的老人儿。
把老刘敲醒,老刘听说后,笑道:“你们找对了,老彭师傅是我们车间主任,早退休了,人好像是不在了。”老刘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打住了话茬,但我看到来人中的姐俩已经眼泪含在了眼圈里。老刘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儿子我知道,在某某公司工作,当副总,干得不错,过去我们有联系,现在联系少了,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电话。”说着老刘去书柜上找来电话薄,开始翻。
十分钟过去了,老刘没有翻到彭经理的电话号,但他没有就此罢手,开始用电话和原酒厂的老同志沟通。无奈,半天也没有结果。
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刘局在这家企业做顾问,于是,用手机拨了过去。刘局听我一说,马上说:“这事交给我吧,我找彭经理,让他跟你联系。”我的心终于像石头落底了。
不一会儿,彭经理的电话来了,他跟他表姐通了电话,他表姐激动得落下泪来。又一会儿,彭经理车来了,他接走了他的表姐、表哥。
我回到家,没有想这件事,只是思考着这楹联该是上联在左还是在右。
没想到,下午她(他)们竟电话来约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她表弟又跟我说,我也没有答应。于我心中这算事吗?不是举手之劳,抬腿动步的活儿?还值得用顿饭来酬谢?我不自禁地回了句:“这年头谁用不着谁呀!”
前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一嘴的咸鱼味,咸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她说:“你是某先生吗?”我回答:“是。”她说:“请你到北京楼饭店来,我弟弟要请你。”“请我?”我不自主地疑问道。“你是哪位?”她继续道:“你忘了,今天早晨得回你帮忙了,要不然,我们姐仨还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呢,不得急死呀。”听她这样说,我才恍然大悟。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早晨,我突发奇想去遛弯,弯没遛成,却惹来一肚子关于楹联的烦恼,刚转身回家,还没走出去三步,见从出租车上下来三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男两女,全在五十岁开外。这三人直奔酒厂的门卫室,其中一个岁数稍小的女子,敲了敲门卫室的窗户,隔着玻璃说道:“请问彭某某在吗?他是这个厂子的车间主任。”
我听得很清楚。因为她不是在简单的问,就是喊。那一口咸滋滋的带鱼味告诉我,她们是从辽东来的,远路风尘。
门人冷冷地吼道:“原来的厂子黄了,光东家都换五个了,我们现在还没生产呢,有什么车间主任?你想找的是老人儿,我们不认识!”门人说完,摆弄着手机,走出门卫室,去了酒厂的深处。三个辽东人被结结实实地亮在那里。
我本能的赶上前去,问道:“你们找谁?”年长的女人告诉我:“我们是从海城来的,找亲娘舅。”没等我再问,她已经把后续的话快要说完了。“三十五年前地震的时候我们来过舅舅家,那时舅舅在酒厂上班,当车间主任,姓彭,叫彭某某。一晃三十五年了,我们姐仨老了,也退休了,想过来走一趟,看看舅舅、舅母、姨娘和这些表弟、表妹,就来了。”
老人说得很清楚。但她哪里知道,这酒厂自从改制,由国营变成了私营,光东家已经换了四个,先是本市的几个能人合伙干,后来被一家远在京城的企业接收,再后来是本市的一家名企代管,如今又划到一某姓哥俩麾下,接手还不到两个月;别说你找原来老厂的职工,就是找两个月前的职工也是费力的事。
我问:“你舅舅多大岁数了?”岁数稍小一点的女人告诉我:“我舅舅今年85岁。”我一听很惊讶:“85?”我接着问道:“你们最后联系上的时候是那年?”她告诉我:“是十二年前,我二姨去我们家说的,还留了电话。”说着她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来,指着上边的号码跟我说:“上边这个电话是我舅舅的,下边这个电话是我二姨的。都在你们dehui街里住。”我问:“你们打了电话了吗?”她告诉我:“电话打了,都是空号。”我接过纸一看,发现这电话早已过时了,还是七位数呢。我用手机,试着在号码上前面加“8”拨了出去。一个是空号,一个有人接,但对方不是她(他)们要找的人,并且告诉不认识彭某某。
一下子僵住了。我想离开,但看到她(他)们焦急的样子没有忍心。就问:“还有别的信息吗?比如地址了,你舅舅孩子的名字了。”年龄稍小的女人告诉我:“地址倒知道一个,胜利街十三委九组,大表弟大号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小涛。”
听到这我有些兴奋,胜利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估计有些老委主任能晓得一二。于是,让她们稍等,我回家取来三个通讯录,用手机一一拨了出去。十来个人,有六个接通的,都说不清楚。一下子,我也傻眼了。
后来,想到了去派出所,也想到了去公安局户籍科。但无奈是国假日,这两家的户籍警是不会上班的。如果等还得等一天。我看看时间,还不到六点。
正在焦急之中,我抬起头,一下子看到了“dehuidaqu”四个鲜红的大字。对了,怎么没想到找一找酒厂的老同志!于是,我用手机拨了原酒厂办公室主任老赵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又拨通了原酒厂厂长老曲的电话,老曲说不清楚,后来又拨了原酒厂出纳的电话,没有通。
她(他)们同来的男老先生看我这样的拨电话有些不忍,说:“你别费心了,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我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明天到派出所去查。”其实她(他)们那里知道,派出所这三十五年间也变化很大,辖区变了,户籍警变了,甚或连档案也变了,这些变化不利于只知老人姓名,只知三十五年前的住址,要找到一个老人这事。
想了想,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好领着三位上出租车,去敲原酒厂保管员老刘的家。我知道老刘是酒厂的老人儿。
把老刘敲醒,老刘听说后,笑道:“你们找对了,老彭师傅是我们车间主任,早退休了,人好像是不在了。”老刘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打住了话茬,但我看到来人中的姐俩已经眼泪含在了眼圈里。老刘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儿子我知道,在某某公司工作,当副总,干得不错,过去我们有联系,现在联系少了,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电话。”说着老刘去书柜上找来电话薄,开始翻。
十分钟过去了,老刘没有翻到彭经理的电话号,但他没有就此罢手,开始用电话和原酒厂的老同志沟通。无奈,半天也没有结果。
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刘局在这家企业做顾问,于是,用手机拨了过去。刘局听我一说,马上说:“这事交给我吧,我找彭经理,让他跟你联系。”我的心终于像石头落底了。
不一会儿,彭经理的电话来了,他跟他表姐通了电话,他表姐激动得落下泪来。又一会儿,彭经理车来了,他接走了他的表姐、表哥。
我回到家,没有想这件事,只是思考着这楹联该是上联在左还是在右。
没想到,下午她(他)们竟电话来约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她表弟又跟我说,我也没有答应。于我心中这算事吗?不是举手之劳,抬腿动步的活儿?还值得用顿饭来酬谢?我不自禁地回了句:“这年头谁用不着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