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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的一个傍晚，我的一位房头舅舅匆匆地来到生产队的地坪里，拉着我转到无人处，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舅父何芝求死了。我半信半疑地跟随他穿过熟悉的长乐街，大约走了三华里的路，来到一个叫海青山的地方。傍山边，有一排生产队用来关牛的牛栏房，坪前站着许多戴着执勤袖章的人，脸部表情深莫可测，通过几轮检查盘问，才把我们带进一间牛棚。透过昏暗的光线，只见舅父笔挺地躺在地上，双眼暴瞪，嘴唇张大，脖子上紧紧地系着一条小手帕。我急忙向领我们进来的干部模样的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人朝我翻了一个白眼，根本就不理采我的问话。这时，房头舅舅扯了我一下，说道：“去打桶水来，给他抹个澡，准备入殓吧。”我万般无奈地从坪前的池塘里提来满满的一桶清水，解开舅父的上衣，替舅父抹身子，此时，望着他胸膊上一块块凸起的疤痕，不由我想起了他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10月，湖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下经过长乐镇，当时只有十六岁的他，背着父母，偷偷地跟着部队，走了十多天的路，部队首长才同意他参了军。由于年龄小，在部队当了一名通讯兵。1951年底，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他先后参加了西海反登陆战，顺川反空降战，天圣山保卫等战役。1953年初，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上甘岭残酷的、持久的拉锯战中，舅父他们连队在山腰的坑道里足足呆了一个多月，那时，由于敌人的飞机大炮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弹药和生活补给供应不上，到后来只能靠吃咸鱼维持生命，没有水喝，吃了咸鱼全身发痒，胸膊被抓烂了，没有药品治疗，伤口患炎开始化脓，那一块块凸起的疤痕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在这次战役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9月，朝鲜停战，部队回国。1954年退役后，在长乐镇供销社从事仓库保管工作。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踏实，且人缘关系好，单位领导要他当保管组长，谁知哪个保管员暗地里偷了十多个雷管卖给了炸鱼的人，因此，被无限上纲，把我的舅父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性格刚直的舅父被逼，不得不以自缢来表明清白，然而，却落得了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界定。在反右、社教、文革三大运动都相安无事的他，为什么这次“一打三反”政治运动却把他给活活地整死了呢？我揣着满腹的疑问，帮助房头舅舅将舅父的遗体装进一个白坯子棺材里。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直到打麻露要盖棺盖的时候，才允许我的舅母带着五个幼小的儿女，匆匆地见了最后一面。但是，埋葬的地点却不允许我们任何亲人知道。1975年，在省城工作的战友获知这一消息后，才出面为他平了反。
时值今日，舅父去逝四十周年之际，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老革命，老前辈，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他们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因而他们被无数人所敬仰。同时，也联想起了我的舅父，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挣扎过来了，在和平的年代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他的英雄事迹会传遍整个小镇，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通过这件事后，面对许多的事物，我学会了“逆来顺受。”
1971年4月的一个傍晚，我的一位房头舅舅匆匆地来到生产队的地坪里，拉着我转到无人处，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舅父何芝求死了。我半信半疑地跟随他穿过熟悉的长乐街，大约走了三华里的路，来到一个叫海青山的地方。傍山边，有一排生产队用来关牛的牛栏房，坪前站着许多戴着执勤袖章的人，脸部表情深莫可测，通过几轮检查盘问，才把我们带进一间牛棚。透过昏暗的光线，只见舅父笔挺地躺在地上，双眼暴瞪，嘴唇张大，脖子上紧紧地系着一条小手帕。我急忙向领我们进来的干部模样的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人朝我翻了一个白眼，根本就不理采我的问话。这时，房头舅舅扯了我一下，说道：“去打桶水来，给他抹个澡，准备入殓吧。”我万般无奈地从坪前的池塘里提来满满的一桶清水，解开舅父的上衣，替舅父抹身子，此时，望着他胸膊上一块块凸起的疤痕，不由我想起了他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10月，湖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下经过长乐镇，当时只有十六岁的他，背着父母，偷偷地跟着部队，走了十多天的路，部队首长才同意他参了军。由于年龄小，在部队当了一名通讯兵。1951年底，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他先后参加了西海反登陆战，顺川反空降战，天圣山保卫等战役。1953年初，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上甘岭残酷的、持久的拉锯战中，舅父他们连队在山腰的坑道里足足呆了一个多月，那时，由于敌人的飞机大炮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弹药和生活补给供应不上，到后来只能靠吃咸鱼维持生命，没有水喝，吃了咸鱼全身发痒，胸膊被抓烂了，没有药品治疗，伤口患炎开始化脓，那一块块凸起的疤痕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在这次战役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9月，朝鲜停战，部队回国。1954年退役后，在长乐镇供销社从事仓库保管工作。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踏实，且人缘关系好，单位领导要他当保管组长，谁知哪个保管员暗地里偷了十多个雷管卖给了炸鱼的人，因此，被无限上纲，把我的舅父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性格刚直的舅父被逼，不得不以自缢来表明清白，然而，却落得了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界定。在反右、社教、文革三大运动都相安无事的他，为什么这次“一打三反”政治运动却把他给活活地整死了呢？我揣着满腹的疑问，帮助房头舅舅将舅父的遗体装进一个白坯子棺材里。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直到打麻露要盖棺盖的时候，才允许我的舅母带着五个幼小的儿女，匆匆地见了最后一面。但是，埋葬的地点却不允许我们任何亲人知道。1975年，在省城工作的战友获知这一消息后，才出面为他平了反。
时值今日，舅父去逝四十周年之际，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老革命，老前辈，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他们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因而他们被无数人所敬仰。同时，也联想起了我的舅父，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挣扎过来了，在和平的年代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他的英雄事迹会传遍整个小镇，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通过这件事后，面对许多的事物，我学会了“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