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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的眼光比较短浅，我的为人处事常常是靠着直觉走的，我对待事物的看法总是感性比理性更高一些，所以我在98年还是活在那个现实中早已不存在的学生时代的恋情之中。
98年9月份左右，我认识了本来在交校就认识的校友王刚，王刚是右玉人，在学校时也算认半个老乡，我毕业后回到神电唯一认识和联系的人也就只有他了。我当时在运管八二班，王刚在汽车七六班，他比我高一届，早我一年就在神电一厂的煤炭运管站上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见面并相处了一段时间，俩人觉得性格还可以合得来，当时王刚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王刚又是独子，家里总是想让他早点儿娶妻生子，从老人们的心里也算是给儿子的终身大事有个交待。我和王刚同岁，那一年我们才仅仅二十二岁，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为了逃避家里整天的絮絮叨叨，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俩人准备在外边租个房子住，我在电脑公司的工作时间也不是很固定，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下班，大家因为玩游戏或手头的事情处理不完再拖上一半个钟头，等回到爷爷的住处老人早已休息。我奶奶的睡觉状况不是太好，因此对于俩人一块在外租房子住，也就一拍即合。对于王刚和我住在一块儿，他的父母也是比较放心的，我的性格比较书生气浓一点，我的工作环境又比较单纯，他父母觉得王刚和住一块儿总比和他单位的那些酒鬼混在一起强。因此，我从顺理成章地就在神电酒家旁边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间房子一块儿住了下来。
那段时间是我和王刚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们给那个还算温馨的小屋起名叫风雅斋。我在下班后总是翻看练写一些宋词之类的对生活无病呻呤的东西，王刚也受到我的感染，每天练习毛笔书法，那时那个没有墙的小院子里有一位叫做胡光的老师，在那里开办着一个学前班和书法绘画班，我们整天和他混在一起，也算是陶冶情操罢。记得有几次王刚的母亲不放心在晚上还悄悄来到我们的小屋察看儿子在做什么过得怎样，当看到王刚在聚精会神地提笔练字时也就彻底地放心了。我们吃饭时各回各家，早晨起来一起打打羽毛球，这里仅仅是我们生活休息的小窝。这里没有世间的勾心斗角，也远离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在这个小窝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2000年3月中旬我结婚后，王刚才退出这个“家”
99年6月份，家里托人给我在朔州市国资局找了份工作，我正式向电脑公司的经理提出辞呈，从97年12月份开始，我在这家电脑公司总共干了一年半。我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生活环境，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
我是一个适应社会环境很差的人，实际上我在国资局上班，真正的手续是在其下属的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工资挣得连在电脑公司时多也没有，我对这个勾心斗角、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确实有点适应不了。我没有一下连自己的住处也安顿在朔州，我感到和那里的人相处很累，处处得把心提得紧紧的、把耳朵竖得长长的，生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对。我只有下班坐七路公交车，回到属于自己和王刚的小家，和自己在电脑公司相处的朋友感觉到才更真实一些。刚去国资局，领导也没有给我安排一个正式的岗位，我只是每天在一楼的大办公室里看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打扑克。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也认识了一些同事，后来我安排到市三医院东边的一间出租房，负责看管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下属一个小企业的产品销售，其实也就是每天去转转，整日无所事事。大概这样过了三个月左右，在99年10月份，局里的王主任打来电话，说局里缺少一个打字员，以前的打字员调到其他科室了，因为我以前在电脑公司工作过，可能我对打字排版也比较有经验，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接替了这个又苦又累、费力不讨好的岗位。
虽然苦点累点，总算有了一个归宿，用家里大人的意见就是好好干，慢慢熬吧！但我每每看到自己得到的回报和付出辛勤劳动的比例严重不成比例时，心理难免总是有点不平衡。
星转斗移，我就这样在平淡的日子里度日如年般的过着，秋日的童话已经被凛冽的寒风所代替。冬天很快就来临了，白日也越来越短，下午不到六点，天就很快黑了。我办理了七路公交车的月票，开始我在傍晚时把自行车寄存到市府东街对着的胡家窑村二叔家中，后来我感到很不方便，人家七路车走胡家窑时，车上本来已经严重超员，司乘人员不愿意拉我们这些月票人员。没有办法，晚上我只好把自行车放在综合商场和城区交通局的后院里，我觉得那里也许比较安全些，，我也就可以到综合坐车，能挤到车上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些，总不至于赶不上末班车。
（二）
我的眼光比较短浅，我的为人处事常常是靠着直觉走的，我对待事物的看法总是感性比理性更高一些，所以我在98年还是活在那个现实中早已不存在的学生时代的恋情之中。
98年9月份左右，我认识了本来在交校就认识的校友王刚，王刚是右玉人，在学校时也算认半个老乡，我毕业后回到神电唯一认识和联系的人也就只有他了。我当时在运管八二班，王刚在汽车七六班，他比我高一届，早我一年就在神电一厂的煤炭运管站上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见面并相处了一段时间，俩人觉得性格还可以合得来，当时王刚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王刚又是独子，家里总是想让他早点儿娶妻生子，从老人们的心里也算是给儿子的终身大事有个交待。我和王刚同岁，那一年我们才仅仅二十二岁，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为了逃避家里整天的絮絮叨叨，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俩人准备在外边租个房子住，我在电脑公司的工作时间也不是很固定，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下班，大家因为玩游戏或手头的事情处理不完再拖上一半个钟头，等回到爷爷的住处老人早已休息。我奶奶的睡觉状况不是太好，因此对于俩人一块在外租房子住，也就一拍即合。对于王刚和我住在一块儿，他的父母也是比较放心的，我的性格比较书生气浓一点，我的工作环境又比较单纯，他父母觉得王刚和住一块儿总比和他单位的那些酒鬼混在一起强。因此，我从顺理成章地就在神电酒家旁边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间房子一块儿住了下来。
那段时间是我和王刚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们给那个还算温馨的小屋起名叫风雅斋。我在下班后总是翻看练写一些宋词之类的对生活无病呻呤的东西，王刚也受到我的感染，每天练习毛笔书法，那时那个没有墙的小院子里有一位叫做胡光的老师，在那里开办着一个学前班和书法绘画班，我们整天和他混在一起，也算是陶冶情操罢。记得有几次王刚的母亲不放心在晚上还悄悄来到我们的小屋察看儿子在做什么过得怎样，当看到王刚在聚精会神地提笔练字时也就彻底地放心了。我们吃饭时各回各家，早晨起来一起打打羽毛球，这里仅仅是我们生活休息的小窝。这里没有世间的勾心斗角，也远离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在这个小窝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2000年3月中旬我结婚后，王刚才退出这个“家”
99年6月份，家里托人给我在朔州市国资局找了份工作，我正式向电脑公司的经理提出辞呈，从97年12月份开始，我在这家电脑公司总共干了一年半。我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生活环境，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
我是一个适应社会环境很差的人，实际上我在国资局上班，真正的手续是在其下属的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工资挣得连在电脑公司时多也没有，我对这个勾心斗角、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确实有点适应不了。我没有一下连自己的住处也安顿在朔州，我感到和那里的人相处很累，处处得把心提得紧紧的、把耳朵竖得长长的，生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对。我只有下班坐七路公交车，回到属于自己和王刚的小家，和自己在电脑公司相处的朋友感觉到才更真实一些。刚去国资局，领导也没有给我安排一个正式的岗位，我只是每天在一楼的大办公室里看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打扑克。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也认识了一些同事，后来我安排到市三医院东边的一间出租房，负责看管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下属一个小企业的产品销售，其实也就是每天去转转，整日无所事事。大概这样过了三个月左右，在99年10月份，局里的王主任打来电话，说局里缺少一个打字员，以前的打字员调到其他科室了，因为我以前在电脑公司工作过，可能我对打字排版也比较有经验，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接替了这个又苦又累、费力不讨好的岗位。
虽然苦点累点，总算有了一个归宿，用家里大人的意见就是好好干，慢慢熬吧！但我每每看到自己得到的回报和付出辛勤劳动的比例严重不成比例时，心理难免总是有点不平衡。
星转斗移，我就这样在平淡的日子里度日如年般的过着，秋日的童话已经被凛冽的寒风所代替。冬天很快就来临了，白日也越来越短，下午不到六点，天就很快黑了。我办理了七路公交车的月票，开始我在傍晚时把自行车寄存到市府东街对着的胡家窑村二叔家中，后来我感到很不方便，人家七路车走胡家窑时，车上本来已经严重超员，司乘人员不愿意拉我们这些月票人员。没有办法，晚上我只好把自行车放在综合商场和城区交通局的后院里，我觉得那里也许比较安全些，，我也就可以到综合坐车，能挤到车上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些，总不至于赶不上末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