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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摩罗的文章，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进了摩罗的新书不死的火焰中，书的原名叫文学与信仰，顾名思义，集子中所选文章的中心命题就是文学。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书的不少文章中，得到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展开和阐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常常能感受到初读此文时的震动，若要把我受到的“震动”细说起来，那可就一言难尽了。
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尖锐而独到地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精神性问题。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子夜，再到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羊的门等等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单一的文学模式。它们对黑暗罪恶的披露，都仅仅停留在对罪恶本身的铺呈描写上，没有多少对黑暗后面人所受到的心灵创伤的揭示，也没有对罪恶根源的思考，更没有超越黑暗，寻找光明和拯救的盼望。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实记录了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呢？难道文学就只能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再现吗？现实已经够黑暗了，如果文学仅仅是对黑暗的复制和克隆，我们还要文学做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摩罗说：“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态度。是超拔出来而不是沉溺其中。”
那么，应该如何拯救、如何超拔呢？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摩罗对拯救和超拔之路的寻求，换言之，这种寻求本身，即是对文学真义的追问。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渐渐明朗起来，清晰起来，而明朗的过程，清晰的过程，就是真理凸现的过程。
在开掘新的精神资源中，他通过对九十年代思想随笔的总结性论述，提出要在“五四”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之外，开掘新的精神资源，它既可以“为每个人的精神升华提供价值指向和出路”也可以为文学的新变革创造条件；在悲悯的情怀---论汪曾祺九十年代的美学发展极其意义中，他通过对汪曾祺作品的细致解读，指出作者对人世的悲悯情怀是文学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需要继承也需要得到补充和丰富；在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中，他通过对王朔、王小波、刘震云等作家作品的分析，发现中国作家作品缺少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并对此提出了疑问和质询；在艺术想象力与精神信仰、文学与精神认同、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等文中，他提出了有关信仰、人文精神、作家的最高使命等等，与文学密切攸关的精神性问题
如果把文学批评比作文学医院的话，摩罗在这所医院里身兼数职，集医学研究员、内外科主治医生、药物学家和药剂师为一身，又是理论研究，又是临床试验，既有全面考察，又有个案分析，一会儿开药方，一会儿动手术，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追问”真可谓诚亦真亦，深亦透亦。
我在读摩罗的第一本书耻辱者手记时，感受到的只有一个字：痛。那些尖锐而沉重的文字浸透着作者内心的忧愤和挣扎，那是灵魂和肉体的炼狱之痛。那种痛直接作用于人的心脏，是从精神到心理，再到生理的反应。读那样的文章真要准备一点止痛药才行。痛是需要的，它使我们灵魂苏醒，不再麻木苟活，但痛又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需要得到拯救，得到新生。从耻辱者手记到自由的歌谣，再到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摩罗从黑暗中顽强地奋起，一步步向光明挺进，在心灵疼痛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寻找止痛解救的药方。这样的寻找是艰难的，痛苦的，却无不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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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摩罗的文章，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进了摩罗的新书不死的火焰中，书的原名叫文学与信仰，顾名思义，集子中所选文章的中心命题就是文学。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书的不少文章中，得到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展开和阐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常常能感受到初读此文时的震动，若要把我受到的“震动”细说起来，那可就一言难尽了。
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尖锐而独到地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精神性问题。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子夜，再到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羊的门等等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单一的文学模式。它们对黑暗罪恶的披露，都仅仅停留在对罪恶本身的铺呈描写上，没有多少对黑暗后面人所受到的心灵创伤的揭示，也没有对罪恶根源的思考，更没有超越黑暗，寻找光明和拯救的盼望。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实记录了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呢？难道文学就只能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再现吗？现实已经够黑暗了，如果文学仅仅是对黑暗的复制和克隆，我们还要文学做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摩罗说：“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态度。是超拔出来而不是沉溺其中。”
那么，应该如何拯救、如何超拔呢？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摩罗对拯救和超拔之路的寻求，换言之，这种寻求本身，即是对文学真义的追问。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渐渐明朗起来，清晰起来，而明朗的过程，清晰的过程，就是真理凸现的过程。
在开掘新的精神资源中，他通过对九十年代思想随笔的总结性论述，提出要在“五四”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之外，开掘新的精神资源，它既可以“为每个人的精神升华提供价值指向和出路”也可以为文学的新变革创造条件；在悲悯的情怀---论汪曾祺九十年代的美学发展极其意义中，他通过对汪曾祺作品的细致解读，指出作者对人世的悲悯情怀是文学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需要继承也需要得到补充和丰富；在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中，他通过对王朔、王小波、刘震云等作家作品的分析，发现中国作家作品缺少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并对此提出了疑问和质询；在艺术想象力与精神信仰、文学与精神认同、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等文中，他提出了有关信仰、人文精神、作家的最高使命等等，与文学密切攸关的精神性问题
如果把文学批评比作文学医院的话，摩罗在这所医院里身兼数职，集医学研究员、内外科主治医生、药物学家和药剂师为一身，又是理论研究，又是临床试验，既有全面考察，又有个案分析，一会儿开药方，一会儿动手术，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追问”真可谓诚亦真亦，深亦透亦。
我在读摩罗的第一本书耻辱者手记时，感受到的只有一个字：痛。那些尖锐而沉重的文字浸透着作者内心的忧愤和挣扎，那是灵魂和肉体的炼狱之痛。那种痛直接作用于人的心脏，是从精神到心理，再到生理的反应。读那样的文章真要准备一点止痛药才行。痛是需要的，它使我们灵魂苏醒，不再麻木苟活，但痛又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需要得到拯救，得到新生。从耻辱者手记到自由的歌谣，再到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摩罗从黑暗中顽强地奋起，一步步向光明挺进，在心灵疼痛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寻找止痛解救的药方。这样的寻找是艰难的，痛苦的，却无不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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