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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确有很多痛苦。比如学业不顺,仕途不畅,情场失意,牌场输钱,喝口凉水塞牙缝,马蹄坑里淹死人等不一而足。
比如你有两个女儿,一个卖雨伞,一个开洗衣店。晴天雨伞店冷清;雨天洗衣店冷落。所以晴天你为一个女儿忧虑,雨天你为另一个女儿虑忧。
比如你是克林顿,你就遇到了莱温斯基和大法官斯塔尔;比如你是叶利钦,你坐在总统宝座上身体偏就那么差。据说克林顿会晤叶利钦时,叶利钦叹息:“克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克林顿感慨:“叶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
苦么?苦啊。
所以古来悲剧被认为深刻;悲剧最能引人共鸣。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甚至快乐若不留于浅陋,似乎骨子里必然包藏着痛苦。王蒙说,对人生痛苦的调侃,是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喜剧。钱钟书说“痛快”是个矛盾的词汇“痛快”本身才是快的。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纪伯伦说“你的欢乐就是你去了面具的悲哀(your joy is your sorrow unmasked。)”;“连你涌益欢乐的井泉,也常充满了你的眼泪(and the selfsame well from which your laughter rise was oftentimes filled with your tears。)”
所以有人声泪俱下;有人痛不欲生;有人干脆一了百了,撒手人寰,终于与痛苦(但也与欢乐或者欢乐的可能)彻底拜拜了。
哲学家、艺术家对人生的感觉全是苦痛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要著书立说,而“诗是苦闷的象征”
可是我们凡夫俗子、小民百姓——有其是其中甘于平凡的一大族,真的也活得这么累么?
事实上,如果你早过了青春期,你基本不至于觉得人生如此凝重。一般情况下,苦大仇深式的痛苦,除了是哲学家、艺术家们的嗜好和特权外,主要是小青年(大孩子)们的特权和嗜好。
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夏日的正午,我独自到古城墙读书,路过运动场,见场地边缘的草丛里孤零零坐着一位漂亮的学姐,走过她身旁时,我无意却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珠儿像耙子扒了一样往下滚。我很受触动,我很想劝慰她,但我还是当即逃走。
后来在高中教书,有其是教复习班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找我诉“苦”这些“苦大仇深”的大孩子们,固然也确有遭遇人生大不幸的(如丧亲之痛,但这些孩子反而诉苦的少),但更多的不过是爸妈不理解,家境有困难,学业跟不上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基本算不得大苦痛的痛苦,在他们心里,在他们脸上,在他们笔端,在他们行为中被大事渲染和挥洒。任贤齐有首歌叫伤心太平洋,我的那些大孩子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痛苦的中心,自己是伤心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
但实际上你真的有那么痛苦么?你的所谓“不幸遭遇”真的那么值得你反复玩味、不忍丢弃么?
张海迪和海伦?凯勒的故事不新鲜了,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吧。
叶广芩,满足,耶赫纳拉氏,慈禧太后家族的后代。纯正的满清末代贵族和遗少(不含贬义),被称为格格作家。她的人生,亲历了大跌落。从记事起,她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一直在往下落落。文革的时候,她被政治大气候所迫,要上下山下乡。家里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重病在塌的妈妈和年仅14岁的妹妹。但她必须离开北京的家、离开她们,到不知道多远的陕西农村去。告别的时候,病榻上的妈妈面向墙壁没有转过来看她一眼,没有说一句话(这是怎样的离别!);妹妹到火车站送她,花2毛钱(她口袋里只有3元钱)买了一个烧饼折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妹妹看着车窗里的她拼命追,没有追上。她一离开北京,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38年以后了!妈妈早已离开了人世
但叶广芩坚强地挺过来了,虽然她也流泪,她至今怕去任何火车站,但她挺过来了,没有叫苦地挺过来了,她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她称自己是最平民的作家,她至今仍适应最底层的农村的生活方式。
你的遭遇比她更悲惨么?你跌落得比她更深、更重么?你比她更痛更苦么?
如果是我,我会说:我原本平民出身,祖祖辈辈就在社会的底层,现在无非还是在社会的底层,而社会毕竟在发展在前进,我不仅没有什么跌落,反而比我的父辈、祖辈更幸运更幸福了。我没多少资格觉得自己很痛苦,起码我不应该过分抱怨命运的不公,夸大自己的“不幸遭遇”为自己的不努力和没出息意识里或者潜意识里找借口。
我当然也有我的痛苦和沮丧,当我处于人生的逆境的时候。但痛苦的我不过是家乡村边的小溪。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我无妨找个师长或朋友倾诉一番(像家乡的小溪一样有时候也唱唱倾诉忧愁的歌),但我决不徒然抱怨,更不会沉浸其中而不自拔。
过分强调自己受到的不公,渲染自己的痛苦,无异于性情的懦弱和对困难的逃避。
如果我理智地知道命运对我只是有些不公而已,我宁愿平和地甚至乐观地回对命运;如果命运确实对我非常不公,我会一边品咋痛苦,一边用丛维熙的一句话鼓励自己:上帝要谁优秀,就必先蹂躏他。
如果我幸运,我选择珍惜和谨慎;如果我不幸,我选择坦然和坚强。
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我也不是珠峰。
人生的确有很多痛苦。比如学业不顺,仕途不畅,情场失意,牌场输钱,喝口凉水塞牙缝,马蹄坑里淹死人等不一而足。
比如你有两个女儿,一个卖雨伞,一个开洗衣店。晴天雨伞店冷清;雨天洗衣店冷落。所以晴天你为一个女儿忧虑,雨天你为另一个女儿虑忧。
比如你是克林顿,你就遇到了莱温斯基和大法官斯塔尔;比如你是叶利钦,你坐在总统宝座上身体偏就那么差。据说克林顿会晤叶利钦时,叶利钦叹息:“克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克林顿感慨:“叶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
苦么?苦啊。
所以古来悲剧被认为深刻;悲剧最能引人共鸣。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甚至快乐若不留于浅陋,似乎骨子里必然包藏着痛苦。王蒙说,对人生痛苦的调侃,是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喜剧。钱钟书说“痛快”是个矛盾的词汇“痛快”本身才是快的。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纪伯伦说“你的欢乐就是你去了面具的悲哀(your joy is your sorrow unmasked。)”;“连你涌益欢乐的井泉,也常充满了你的眼泪(and the selfsame well from which your laughter rise was oftentimes filled with your tears。)”
所以有人声泪俱下;有人痛不欲生;有人干脆一了百了,撒手人寰,终于与痛苦(但也与欢乐或者欢乐的可能)彻底拜拜了。
哲学家、艺术家对人生的感觉全是苦痛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要著书立说,而“诗是苦闷的象征”
可是我们凡夫俗子、小民百姓——有其是其中甘于平凡的一大族,真的也活得这么累么?
事实上,如果你早过了青春期,你基本不至于觉得人生如此凝重。一般情况下,苦大仇深式的痛苦,除了是哲学家、艺术家们的嗜好和特权外,主要是小青年(大孩子)们的特权和嗜好。
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夏日的正午,我独自到古城墙读书,路过运动场,见场地边缘的草丛里孤零零坐着一位漂亮的学姐,走过她身旁时,我无意却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珠儿像耙子扒了一样往下滚。我很受触动,我很想劝慰她,但我还是当即逃走。
后来在高中教书,有其是教复习班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找我诉“苦”这些“苦大仇深”的大孩子们,固然也确有遭遇人生大不幸的(如丧亲之痛,但这些孩子反而诉苦的少),但更多的不过是爸妈不理解,家境有困难,学业跟不上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基本算不得大苦痛的痛苦,在他们心里,在他们脸上,在他们笔端,在他们行为中被大事渲染和挥洒。任贤齐有首歌叫伤心太平洋,我的那些大孩子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痛苦的中心,自己是伤心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
但实际上你真的有那么痛苦么?你的所谓“不幸遭遇”真的那么值得你反复玩味、不忍丢弃么?
张海迪和海伦?凯勒的故事不新鲜了,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吧。
叶广芩,满足,耶赫纳拉氏,慈禧太后家族的后代。纯正的满清末代贵族和遗少(不含贬义),被称为格格作家。她的人生,亲历了大跌落。从记事起,她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一直在往下落落。文革的时候,她被政治大气候所迫,要上下山下乡。家里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重病在塌的妈妈和年仅14岁的妹妹。但她必须离开北京的家、离开她们,到不知道多远的陕西农村去。告别的时候,病榻上的妈妈面向墙壁没有转过来看她一眼,没有说一句话(这是怎样的离别!);妹妹到火车站送她,花2毛钱(她口袋里只有3元钱)买了一个烧饼折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妹妹看着车窗里的她拼命追,没有追上。她一离开北京,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38年以后了!妈妈早已离开了人世
但叶广芩坚强地挺过来了,虽然她也流泪,她至今怕去任何火车站,但她挺过来了,没有叫苦地挺过来了,她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她称自己是最平民的作家,她至今仍适应最底层的农村的生活方式。
你的遭遇比她更悲惨么?你跌落得比她更深、更重么?你比她更痛更苦么?
如果是我,我会说:我原本平民出身,祖祖辈辈就在社会的底层,现在无非还是在社会的底层,而社会毕竟在发展在前进,我不仅没有什么跌落,反而比我的父辈、祖辈更幸运更幸福了。我没多少资格觉得自己很痛苦,起码我不应该过分抱怨命运的不公,夸大自己的“不幸遭遇”为自己的不努力和没出息意识里或者潜意识里找借口。
我当然也有我的痛苦和沮丧,当我处于人生的逆境的时候。但痛苦的我不过是家乡村边的小溪。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我无妨找个师长或朋友倾诉一番(像家乡的小溪一样有时候也唱唱倾诉忧愁的歌),但我决不徒然抱怨,更不会沉浸其中而不自拔。
过分强调自己受到的不公,渲染自己的痛苦,无异于性情的懦弱和对困难的逃避。
如果我理智地知道命运对我只是有些不公而已,我宁愿平和地甚至乐观地回对命运;如果命运确实对我非常不公,我会一边品咋痛苦,一边用丛维熙的一句话鼓励自己:上帝要谁优秀,就必先蹂躏他。
如果我幸运,我选择珍惜和谨慎;如果我不幸,我选择坦然和坚强。
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我也不是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