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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虽说单位接收了我的派遣证,但却没有告知何日才能上班,只说还要等等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我便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去玩,正好听说附近有家中外合资的工厂准备开业,颇觉新奇,便吵着哥哥帮我报了名,一边在工厂做事,一边等通知。近来闲着无事,便时常想起那段仿佛已经很遥远的岁月了。
工厂就在离繁华的街道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报到的那天,是哥哥带我去的,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我双眼不离地紧盯着哥哥的背影,唯恐一眨眼哥哥就不见了。骑了没多久,哥哥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了下来,说到了,让我一个人进去。我放慢了脚步,看到高大的门柱上镶嵌着灰白色的大理石,两扇崭新的大铁门敞开着,两边还各有一扇小铁门,是关着的。有人在陆续地往里走,整个厂区像是一个放大的“几”字形。迎面是两排长长的用泥石砌成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四季青。花坛中间的水泥地面的尽头,是一排平房,进去的人都聚在门前,我也朝那里走去。
几个嫂子模样的人,站在一起说笑着,嗓门很大,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大群天真朴实的少女们,三五成群地说说笑笑,一脸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些即将成为同事的姐妹,我凭空对她们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一个身材很矮的青年人,手上拿着一叠纸从平房里走出来,往里指着说:“大家都站到里面去,我要开始点名了,来的人说声‘到’就行了。”我随着人群走到里面,意外地看见几个男孩坐在椅子上,我还以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呢。那青年人说完开始点名,那情景很像是坐在教室里让新来的老师认识他的学生。名字点完了,青年人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是厂规,每人一份,大家回去后,要把它们都背下来,明天上班后要检查的。”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传开,还望着那几个嫂子笑着说:“你们这些老厂的嫂子也一样,这次请了福州的人来管理,听说是很严历的,那就不比从前了。”嫂子们听了,纷纷议论起来。青年人又和她们说笑了几句,见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厂规,便说:“大家可以回去了,明天八点钟上班。”
第二天,所有的人集合在厂房的三楼,车间很宽敞明亮,我和光明坐在一起,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有一对令人羡慕不已的乌黑的长辫子。检查厂规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说一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听嫂子们说,他叫韩星。韩星拿着一张厂规,抽其中的几条让我们用普通话背出来。一个接一个,回答对的可以下班,回答不出来的重头再来,听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话,我们在旁边暗自偷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光明都是坐在一起,分车间时,我们也分在了同一个车间,仍是坐在一起。管理我们车间的是一个女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她黄小姐。黄小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为人极是和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十分温柔,一口普通话比韩星的好听得多。她负责为我们讲解基本的操作知识。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年轻人接替了韩星和黄小姐,管理我们的是凌雨。
凌雨的身材很高,油黑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嗓音粗哑。他人高腿长,微微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总是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再加上腿还没动,上身已先行半步的姿态,使人看了总是想笑。凌雨的管理比起韩星来更令人“寒心”厂规里有一条:不许车间里有串岗和说笑的行为。我们这群年少好动的员工,当凌雨在车间里,每个人看上去还都是规规距距的样子,凌雨一走,立马就有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不甘寂寞的小鸟,还相互走动。坐在最排的员工顺带放哨,看见凌雨快要进来时,赶快咳嗽一声,串岗的人一遛烟地就回到了原位上,吵闹的车间,一眨眼就哑雀无声。
也有措手不及被凌雨发现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扯着嗓子一连声地喊道:“集合集合,赶快赶快,站成三排,赶快。”喊叫声就像发怒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等我们站好了,他就唏哩哗啦地训斥起来,和韩星同样的普通话更是令人难懂。有一次,他说我们是一群分子,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听懂。过了几天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分子”而是疯子。更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次全车间的人在太阳底下罚站。有个同事实在是支撑不住,要不是被身边的人手疾眼快地扶住,早就叭在了地上,有些人愤愤不平,带头回了车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凌雨来后不久,接替了全厂的管理,成效还是有的,但随着权力的上升,精采纷呈的事情也接踵而来。他把全体的员工集合在厂区里,各各车间站在一起,整齐地站成一排排,进行些立正、稍息、左右转、原地踏步等等的训练。有些姿势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同,有人戏称为“国民党的式样”那场面也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叭在铁门上,乐不可支地观看。训练完了,还要进行分组表演,看谁做得最好。最为... -->>
那年暑假,虽说单位接收了我的派遣证,但却没有告知何日才能上班,只说还要等等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我便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去玩,正好听说附近有家中外合资的工厂准备开业,颇觉新奇,便吵着哥哥帮我报了名,一边在工厂做事,一边等通知。近来闲着无事,便时常想起那段仿佛已经很遥远的岁月了。
工厂就在离繁华的街道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报到的那天,是哥哥带我去的,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我双眼不离地紧盯着哥哥的背影,唯恐一眨眼哥哥就不见了。骑了没多久,哥哥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了下来,说到了,让我一个人进去。我放慢了脚步,看到高大的门柱上镶嵌着灰白色的大理石,两扇崭新的大铁门敞开着,两边还各有一扇小铁门,是关着的。有人在陆续地往里走,整个厂区像是一个放大的“几”字形。迎面是两排长长的用泥石砌成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四季青。花坛中间的水泥地面的尽头,是一排平房,进去的人都聚在门前,我也朝那里走去。
几个嫂子模样的人,站在一起说笑着,嗓门很大,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大群天真朴实的少女们,三五成群地说说笑笑,一脸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些即将成为同事的姐妹,我凭空对她们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一个身材很矮的青年人,手上拿着一叠纸从平房里走出来,往里指着说:“大家都站到里面去,我要开始点名了,来的人说声‘到’就行了。”我随着人群走到里面,意外地看见几个男孩坐在椅子上,我还以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呢。那青年人说完开始点名,那情景很像是坐在教室里让新来的老师认识他的学生。名字点完了,青年人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是厂规,每人一份,大家回去后,要把它们都背下来,明天上班后要检查的。”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传开,还望着那几个嫂子笑着说:“你们这些老厂的嫂子也一样,这次请了福州的人来管理,听说是很严历的,那就不比从前了。”嫂子们听了,纷纷议论起来。青年人又和她们说笑了几句,见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厂规,便说:“大家可以回去了,明天八点钟上班。”
第二天,所有的人集合在厂房的三楼,车间很宽敞明亮,我和光明坐在一起,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有一对令人羡慕不已的乌黑的长辫子。检查厂规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说一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听嫂子们说,他叫韩星。韩星拿着一张厂规,抽其中的几条让我们用普通话背出来。一个接一个,回答对的可以下班,回答不出来的重头再来,听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话,我们在旁边暗自偷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光明都是坐在一起,分车间时,我们也分在了同一个车间,仍是坐在一起。管理我们车间的是一个女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她黄小姐。黄小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为人极是和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十分温柔,一口普通话比韩星的好听得多。她负责为我们讲解基本的操作知识。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年轻人接替了韩星和黄小姐,管理我们的是凌雨。
凌雨的身材很高,油黑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嗓音粗哑。他人高腿长,微微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总是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再加上腿还没动,上身已先行半步的姿态,使人看了总是想笑。凌雨的管理比起韩星来更令人“寒心”厂规里有一条:不许车间里有串岗和说笑的行为。我们这群年少好动的员工,当凌雨在车间里,每个人看上去还都是规规距距的样子,凌雨一走,立马就有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不甘寂寞的小鸟,还相互走动。坐在最排的员工顺带放哨,看见凌雨快要进来时,赶快咳嗽一声,串岗的人一遛烟地就回到了原位上,吵闹的车间,一眨眼就哑雀无声。
也有措手不及被凌雨发现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扯着嗓子一连声地喊道:“集合集合,赶快赶快,站成三排,赶快。”喊叫声就像发怒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等我们站好了,他就唏哩哗啦地训斥起来,和韩星同样的普通话更是令人难懂。有一次,他说我们是一群分子,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听懂。过了几天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分子”而是疯子。更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次全车间的人在太阳底下罚站。有个同事实在是支撑不住,要不是被身边的人手疾眼快地扶住,早就叭在了地上,有些人愤愤不平,带头回了车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凌雨来后不久,接替了全厂的管理,成效还是有的,但随着权力的上升,精采纷呈的事情也接踵而来。他把全体的员工集合在厂区里,各各车间站在一起,整齐地站成一排排,进行些立正、稍息、左右转、原地踏步等等的训练。有些姿势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同,有人戏称为“国民党的式样”那场面也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叭在铁门上,乐不可支地观看。训练完了,还要进行分组表演,看谁做得最好。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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