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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收费昂贵的儿童医院。每天的药物费、检查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往上窜。陪女儿住院的第五天，我们病房又进来一个高烧不退的男孩。孩子才两岁，像猫一样无力地蜷在母亲的怀抱。当天，孩子的母亲收到刻不容缓的催款通知。“快去交钱！否则明天不给配药！”
第二天上午刚打完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人气急败坏地走进病房，不由分说地拔掉男孩手臂上正在输液的针头，动作干脆利落。她冲孩子的母亲喝道：“把欠费交了再打！”同时对护士喊：“谁让你们配药的？钱没交齐不许打针！”
有那么一刹那，我震惊得无法思想。我下意识地抱紧女儿，眼泪夺眶而出。我的激愤像火一样燃烧，良知在热血中跳动。我突然联想到尼采有一回看到农夫在鞭打一头驴子，于是跑过去抱着驴子失声痛哭的情景。人们因此将他视为疯子。我也想起根里面的一个镜头：一位黑人母亲在奴隶市场当众摔死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她说“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休想再做到我孩子身上。”
龙应台曾振臂疾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又如何呢？我很想记下那个女人的姓名及工作编号，投诉到医院上层，让她得到应有的惩处。我也想打电话到报社，把这件事公布于众，引起舆论的重视和监督。
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确定医院领导是否会重视这类问题，我还猜测那个女人的背景强硬即使投诉也可能无济于事。我也知道国内新闻媒体的最终不自由。以及这种不公正现象的普通存在。
这是一个普通公民对整个体制的无力感。而这些体制呈一种网状，相互制约，相互庇护。龙女士的野火集很猛，谴责、质问、反诘，直逼人心。曾掀起一股热浪。然而它最终不过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面对政治的堕落，文字的表达永远不如强权的行驶来得有力。自古以来，人类意识形态的碰撞不绝于耳，有一点却再明确不过——真理永远不是政治的目的。
除了对体制的无奈，阻止我们的还有对人性的灰心。我们不能跟机构讲职责，不能跟民众谈正义。因为整个社会——从集体到个人——都自私自利、冷漠无情。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习惯被利益而不是被正义所驱使。
而作为普通民众呢？当我们真的生气到放下手头的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损失经济利益进行反抗，却明知这一切换取的最终结果将是失望，这种失望又将是对我们良知和行为的最大伤害时，还有谁会挺身而出？还有谁愿意碰这种唐吉诃德式的壁？于是，我们开始习惯对强权及不公正待遇表示服从和容忍。久而久之，愈加麻木和自私。渐渐地，助长了那些办公桌后面的嚣张气势。
这的确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当正义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去伸张，当觉悟缺乏一个有力的途径去实现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办？
是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争取，我们应该试试。只要每个人发一点光献一份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真是这样吗？住院期间，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医生对一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夫妻说：“回去吧，孩子得的是心肌炎，你们在这里治不起。”也曾亲眼目睹一位乡下女人为她刚送到医院就死去的早产儿痛不欲生，她歇斯底里地哭喊：“是我害了他！我应该早点送来啊！我们没有钱啊！”所以，除了对体制的无力感，除了对人性的悲观，我们还有自身的无奈。我们的生存状况不支持我们争取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权利和正义。我们的经济水平也不允许我们在孩子医药费和学费问题还未解决之前，关心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或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了死刑，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然而他最终没有实现其中任何一条，最后服毒而死。
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所收费昂贵的儿童医院。每天的药物费、检查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往上窜。陪女儿住院的第五天，我们病房又进来一个高烧不退的男孩。孩子才两岁，像猫一样无力地蜷在母亲的怀抱。当天，孩子的母亲收到刻不容缓的催款通知。“快去交钱！否则明天不给配药！”
第二天上午刚打完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人气急败坏地走进病房，不由分说地拔掉男孩手臂上正在输液的针头，动作干脆利落。她冲孩子的母亲喝道：“把欠费交了再打！”同时对护士喊：“谁让你们配药的？钱没交齐不许打针！”
有那么一刹那，我震惊得无法思想。我下意识地抱紧女儿，眼泪夺眶而出。我的激愤像火一样燃烧，良知在热血中跳动。我突然联想到尼采有一回看到农夫在鞭打一头驴子，于是跑过去抱着驴子失声痛哭的情景。人们因此将他视为疯子。我也想起根里面的一个镜头：一位黑人母亲在奴隶市场当众摔死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她说“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休想再做到我孩子身上。”
龙应台曾振臂疾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又如何呢？我很想记下那个女人的姓名及工作编号，投诉到医院上层，让她得到应有的惩处。我也想打电话到报社，把这件事公布于众，引起舆论的重视和监督。
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确定医院领导是否会重视这类问题，我还猜测那个女人的背景强硬即使投诉也可能无济于事。我也知道国内新闻媒体的最终不自由。以及这种不公正现象的普通存在。
这是一个普通公民对整个体制的无力感。而这些体制呈一种网状，相互制约，相互庇护。龙女士的野火集很猛，谴责、质问、反诘，直逼人心。曾掀起一股热浪。然而它最终不过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面对政治的堕落，文字的表达永远不如强权的行驶来得有力。自古以来，人类意识形态的碰撞不绝于耳，有一点却再明确不过——真理永远不是政治的目的。
除了对体制的无奈，阻止我们的还有对人性的灰心。我们不能跟机构讲职责，不能跟民众谈正义。因为整个社会——从集体到个人——都自私自利、冷漠无情。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习惯被利益而不是被正义所驱使。
而作为普通民众呢？当我们真的生气到放下手头的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损失经济利益进行反抗，却明知这一切换取的最终结果将是失望，这种失望又将是对我们良知和行为的最大伤害时，还有谁会挺身而出？还有谁愿意碰这种唐吉诃德式的壁？于是，我们开始习惯对强权及不公正待遇表示服从和容忍。久而久之，愈加麻木和自私。渐渐地，助长了那些办公桌后面的嚣张气势。
这的确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当正义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去伸张，当觉悟缺乏一个有力的途径去实现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办？
是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争取，我们应该试试。只要每个人发一点光献一份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真是这样吗？住院期间，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医生对一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夫妻说：“回去吧，孩子得的是心肌炎，你们在这里治不起。”也曾亲眼目睹一位乡下女人为她刚送到医院就死去的早产儿痛不欲生，她歇斯底里地哭喊：“是我害了他！我应该早点送来啊！我们没有钱啊！”所以，除了对体制的无力感，除了对人性的悲观，我们还有自身的无奈。我们的生存状况不支持我们争取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权利和正义。我们的经济水平也不允许我们在孩子医药费和学费问题还未解决之前，关心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或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了死刑，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然而他最终没有实现其中任何一条，最后服毒而死。
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