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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最厉害的时候。要想乘车,就得会“飞”“扒”、“抢”每天早晚高峰就像打仗似的。坐车的人像打仗,开车子的人也像打仗似的。
那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汉口这一带到青山上班的,似乎只有一条捷径,从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钢、一冶等单位上班。公交车站上每天早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车子还未到站,就有人飞身一跃,跳上来扒住车门,接着是一大群人跟着飞跃而上,扒在车门外。车未停稳,门却被扒开了,有的人还踩着轮胎,翻窗而入。在起点站便挤满了整整一车厢人。接着是第二站、第三站,人们仍拼命地往上挤,这个的前胸贴着那个的后背,如装沙丁鱼罐头似的,车门外常常是挂葡萄似地挂着一大串人,有的人挤在最外面,仅一只脚尖踩着车门沿。急了,有人会在车前,一只手扒着倒车镜架,一只脚踩在车前的保险杠上;还有人甚至扒上车顶。有时,为了能让车厢里挤进一些人,司机会带一脚急刹或猛甩一下盘子,挤得透不气来的乘客会感激地长叹一口气。遇到大雾轮渡停航时,码头上会窝着成群成群的人,等待着雾散开航。有的人会往回乘车,在家里做点家务再来;有的人会再想办法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到武昌去。拥挤,又是车厢内的拥挤。当有人从车门上摔下来时,翻一个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抢车。当年的方方,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乘车感受。因为她乘车的方向与拥挤的人流方向正好相反,挤车没有这么厉害。
再说开车的,也同样似打仗。那时的车子,车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刹车不是那么灵,完全靠司机把握好“安全”二字,将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而乘客却不管那些,见车来了,就飞、扒、抢,不然就别想上车了。车少人多,经常会出现掉档的情况,后面的车老不来救驾,只好自己掌握,要么走岔道避开主要的大站,要么越站得冲过候车的人群。而我总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带头顶住档子,总是按规矩停车靠站,有时还会让乘客从我的驾驶室门这边上车,经常是挤车的人太多了,甚至到妨碍我开车时伸不开手脚。但有一次例外,我装着一车人行驶在工农兵路上,正赶上五机床厂下班的人群。我突然心生出要越过空军医院站的念头,便加足马力往前冲,突然遇到一位乘客于生死而不顾地冲在大路中间。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甩盘子是不可能,当时那条道只有一车多宽。只有猛踩刹车,幸好车子停住了,不然牺牲的会是一条人命。这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那时所开的车又旧又破。有一次下有一尺多深的大雪,我的车却抛锚到粤汉码头不远处,又冻又饿,只到凌晨1~2点钟才有工程车将坏车拖回停车场。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维持车站秩序的都是家庭成份好的带着袖章的民兵。我的一位同事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正在恋爱时期。那一天,我不记得是下过了小雨还是洒水车经过,反正路面有水。他开着车从调度室开到王家巷起点站,却不料刹车出现偏头的现象,将值勤的民兵挤死在车子与大堤之间。被公安局抓去后,被带上全是深严壁垒、持枪荷弹的警察坐的卡车上,以害死民兵罪挂着大牌子低着头游街,还开除了党藉。因挤死的是民兵,刑格外地判得重一些,坐了好几年牢。只到改革开放后才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考大客执照,重新入党,重新谈恋爱结婚。
不过那时车少,只要车开动了,与乘务员配合得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上车的几乎全是月票,乘务员主要任务是照看车门。只要门最外边没有扒着小孩和妇女,乘务员让你开车,你只管大胆地开着走。路上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多的红绿灯,只要车开动了,可以放开速度跑。警察也不兴开罚单,看见车门外挂着人,他会让你停下车,帮助将人往车厢里推,费力关上门后,再让你开车走。
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当时全是碎石路,且年久失修。到处是大坑小洼,车底部经不住折腾,经常断半轴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将30路改为分两段跑,一段从王家巷到黄浦路,另一段安排几辆车从黄浦路至药械厂。
在驾车过程中,有很多熟识的乘客,有的可能是方方儿时的玩伴。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住在长办宿舍的长办医院方医生的女儿,一个十分清秀、文静的女孩。女承父业,在武汉市五中教英语,她经常乘坐我的车上下班,工余时还经常带着比她小十来岁弟弟上我车来玩。调到公交10路后,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长办宿舍里还住着两个失聪的女孩,当时大概十七、八岁。她俩常常结伴而行。我看到她俩时,便有意识地将车门对准她俩,让她俩好抢上车。渐渐地,她俩习惯地搭乘我开的公交车,有时还有意识地等着我的车。只要我的车一到,这两位失聪的女孩便会手舞脚蹈,用发音不十分准确的话语表示对我的车欢迎。还有几位在武汉市七一中学就读的学生,不知是不是住在长办宿舍里。
在驾车行驶30路线时,我与萍萍相恋6年。1979年结婚后,便调到公交10路去了,离开了那熟悉的线路,那熟悉的乘客。再后来,即1992年7月11日,30路划归当时的公汽一场管辖,我距离公交30路就更远了,这时的方方因上大学时便以写武汉方言小说而很有名气了,也可能只是偶尔乘坐公交30路,回长办宿舍看一眼住在那儿的老母亲罢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想,她不会忘记,她是从坐公交30路开始社会生活的。
难”最厉害的时候。要想乘车,就得会“飞”“扒”、“抢”每天早晚高峰就像打仗似的。坐车的人像打仗,开车子的人也像打仗似的。
那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汉口这一带到青山上班的,似乎只有一条捷径,从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钢、一冶等单位上班。公交车站上每天早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车子还未到站,就有人飞身一跃,跳上来扒住车门,接着是一大群人跟着飞跃而上,扒在车门外。车未停稳,门却被扒开了,有的人还踩着轮胎,翻窗而入。在起点站便挤满了整整一车厢人。接着是第二站、第三站,人们仍拼命地往上挤,这个的前胸贴着那个的后背,如装沙丁鱼罐头似的,车门外常常是挂葡萄似地挂着一大串人,有的人挤在最外面,仅一只脚尖踩着车门沿。急了,有人会在车前,一只手扒着倒车镜架,一只脚踩在车前的保险杠上;还有人甚至扒上车顶。有时,为了能让车厢里挤进一些人,司机会带一脚急刹或猛甩一下盘子,挤得透不气来的乘客会感激地长叹一口气。遇到大雾轮渡停航时,码头上会窝着成群成群的人,等待着雾散开航。有的人会往回乘车,在家里做点家务再来;有的人会再想办法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到武昌去。拥挤,又是车厢内的拥挤。当有人从车门上摔下来时,翻一个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抢车。当年的方方,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乘车感受。因为她乘车的方向与拥挤的人流方向正好相反,挤车没有这么厉害。
再说开车的,也同样似打仗。那时的车子,车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刹车不是那么灵,完全靠司机把握好“安全”二字,将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而乘客却不管那些,见车来了,就飞、扒、抢,不然就别想上车了。车少人多,经常会出现掉档的情况,后面的车老不来救驾,只好自己掌握,要么走岔道避开主要的大站,要么越站得冲过候车的人群。而我总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带头顶住档子,总是按规矩停车靠站,有时还会让乘客从我的驾驶室门这边上车,经常是挤车的人太多了,甚至到妨碍我开车时伸不开手脚。但有一次例外,我装着一车人行驶在工农兵路上,正赶上五机床厂下班的人群。我突然心生出要越过空军医院站的念头,便加足马力往前冲,突然遇到一位乘客于生死而不顾地冲在大路中间。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甩盘子是不可能,当时那条道只有一车多宽。只有猛踩刹车,幸好车子停住了,不然牺牲的会是一条人命。这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那时所开的车又旧又破。有一次下有一尺多深的大雪,我的车却抛锚到粤汉码头不远处,又冻又饿,只到凌晨1~2点钟才有工程车将坏车拖回停车场。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维持车站秩序的都是家庭成份好的带着袖章的民兵。我的一位同事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正在恋爱时期。那一天,我不记得是下过了小雨还是洒水车经过,反正路面有水。他开着车从调度室开到王家巷起点站,却不料刹车出现偏头的现象,将值勤的民兵挤死在车子与大堤之间。被公安局抓去后,被带上全是深严壁垒、持枪荷弹的警察坐的卡车上,以害死民兵罪挂着大牌子低着头游街,还开除了党藉。因挤死的是民兵,刑格外地判得重一些,坐了好几年牢。只到改革开放后才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考大客执照,重新入党,重新谈恋爱结婚。
不过那时车少,只要车开动了,与乘务员配合得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上车的几乎全是月票,乘务员主要任务是照看车门。只要门最外边没有扒着小孩和妇女,乘务员让你开车,你只管大胆地开着走。路上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多的红绿灯,只要车开动了,可以放开速度跑。警察也不兴开罚单,看见车门外挂着人,他会让你停下车,帮助将人往车厢里推,费力关上门后,再让你开车走。
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当时全是碎石路,且年久失修。到处是大坑小洼,车底部经不住折腾,经常断半轴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将30路改为分两段跑,一段从王家巷到黄浦路,另一段安排几辆车从黄浦路至药械厂。
在驾车过程中,有很多熟识的乘客,有的可能是方方儿时的玩伴。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住在长办宿舍的长办医院方医生的女儿,一个十分清秀、文静的女孩。女承父业,在武汉市五中教英语,她经常乘坐我的车上下班,工余时还经常带着比她小十来岁弟弟上我车来玩。调到公交10路后,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长办宿舍里还住着两个失聪的女孩,当时大概十七、八岁。她俩常常结伴而行。我看到她俩时,便有意识地将车门对准她俩,让她俩好抢上车。渐渐地,她俩习惯地搭乘我开的公交车,有时还有意识地等着我的车。只要我的车一到,这两位失聪的女孩便会手舞脚蹈,用发音不十分准确的话语表示对我的车欢迎。还有几位在武汉市七一中学就读的学生,不知是不是住在长办宿舍里。
在驾车行驶30路线时,我与萍萍相恋6年。1979年结婚后,便调到公交10路去了,离开了那熟悉的线路,那熟悉的乘客。再后来,即1992年7月11日,30路划归当时的公汽一场管辖,我距离公交30路就更远了,这时的方方因上大学时便以写武汉方言小说而很有名气了,也可能只是偶尔乘坐公交30路,回长办宿舍看一眼住在那儿的老母亲罢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想,她不会忘记,她是从坐公交30路开始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