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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用电脑拟写武汉市实施绿色公交的方案。14时28分,我突然感到头晕,电脑屏幕上的字在晃动,身体在沙发上抖动着,我下意识地扶着桌沿,站起来了,走到窗前,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大脑里得到的第一信号——血压高病发了。
3月1日清晨,起床时,我感到一阵弦晕,床在旋转,房子在旋转,我死死地扒住床沿,仍无济于事。到新华医院(三乙)就诊时,医生判断是血压高和颈椎病所引发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接着做了一个心电图,医生据然说我心衰,让我住院治疗。“心衰”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心衰病人是濒临死亡的人,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有住院治疗。就这样,我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病,便格外谨慎。
5月12日下午,很快从qq群得到的信息,某地地震了,后又得到准确的信息,汶川发生了地震,可我的头晕仍没有消除。下班回家后,一量血压,收缩压170,舒张压110,显然血压出现了不正常,妻萍萍着急了:“让你吃降压药,你不听。”连忙拿药给我吃。
汶川大地震给我带来的是对死难者的悲痛和不言下降的血压。15日,汉阳动物园一带停电检修,无法办公,无法完成绿色公交的方案。上午,我疲倦无比,便关上办公室门小睡。吃过午餐,下午提前离开办公室,到原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因而比平时略早半小时回家。回家后,萍萍发现我走路的有些磕磕绊绊,便要我到医院检查。我坚持在电脑上修改了一下绿色公交的方案,便在萍萍的陪同下到新华医院(三乙类)做了ct检查,没发现任何异常,医生开了疏通血管和降压的针剂。
到了16日早上起床时,我感到左小腿肚有些僵硬和酸痛,用手揉了揉,仍不见好转,我也懒管它,坚持去上班,坚持改完了有关绿色公交的初稿,打印出来征求各方的意见。
下班后,我艰难走回了家,上楼时,女儿发现我的脚抬不出来,便上来搀扶我,到二楼半的踏脚处,放着钱纸和燃烧盆,我得知对门人家王哥去世了,便叫女儿找来打火机,烧纸以祭亡灵。
王哥年仅64岁便抛下妻儿去世了。年轻时,他与我同在一个车队里。那时,他还是一个刚复员的小伙子,父母去世得早,他承担起了抚育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责任。弟妹有一定的生活能力后,他才取妻生子。在部队时,因帮助农民抢收抢种而染上了血吸虫病,每年必须治疗,就这样,他的身体被拖垮了,因肝昏迷而死亡。烧完纸钱后,我在女儿的搀扶下,到王哥遗像前烧了三柱香,下跪叩了三个头。叩头后,我难以站起,是被人搀扶着才起身。
这一下,将萍萍搞慌了,她扶着我搭的士,立即赶到市立一医院看急诊。神经内科的门诊医生丢下手中的饭碗给我就诊。一看到我不太灵便的左肢,便立即作出判断,我中风了,要住院治疗。就这样,我被收进了神经内科二病区(卒中单元)+4床(床被安置在走道上)治疗。
“婆婆,这收的病人可以吧!”
护士边整理床铺,边询问+3床病员,只见+3床病员点着头。
+3床的病员未办医保,医疗费用靠儿子支付。据说,他的3个儿子全部下岗了,生活相当困难。后来,他大儿、大儿媳来看望他时,才知道其大儿媳正开着茶馆。
医学硕士、管床医生吴家顺详尽地问了我的病史和病情后,作了检查,制定了治疗方案。护士给我量体温、量血压、量体重,打点滴注射,开了两瓶各200ml的安神合剂,我喝去了50ml。晚上,萍萍在我病床的一侧,难以睡上一个囫囹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萍萍发现安神合剂少了一瓶,而+3床头柜上堆满的瓶瓶罐罐中却有一瓶安神合剂,已喝去1/4。便问:
“婆婆,您家是否喝错了药?将这柜上的药喝了。”
+3床连忙回答:“我还以为是我的药呢?赔你一瓶就是的。”
好在只是安神合剂,如果是别的药,会有什么后果呢?
走廊上,+6床是一位农村妇女,她的儿女都在城里。女儿来看望她时,就埋怨她不该花钱住院的,专门折磨人。将自己的娘骂得坐在床沿,嘤嘤地缀泣着,女儿就还不甘心,离开时,在走廊上边走边骂:
“个老不死的,死了就好了,死了大家就清静了。”
这时,护士小姚插嘴了:“你这做女儿的怎么这样对待老娘啊!难道你不会老么?你老了,你下辈人对你这样,你受得了吗?”
就这样,在走廊上渡过了3个夜晚,两个白天。每天上午8点半钟左右,身怀六甲的护士长顶着大肚子带着护士查房;接着,医生们拿着厚厚的一摞病历夹,逐个地询问病人的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再就是,坐着轮椅的、拖着残腿的病人和提着礼品的病员亲属、朋友从床边走过。
星期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大开赈灾义演正在电视中现场直播。我在走廊中看不到电视画面,但清晰听到从病房中转出来的声音,一声声,一句句,催促着我的泪水像泉水样的涌出。
19日(星期一),45床的吴爹爹出院了,我便搬进了病房。管床护士潘亚兰有20多年的护龄。她为我整理好床铺,安排好给我打点滴。
由于守莉等人的帮忙,别人需要预约一个星期的mri检查,我在星期一便做了,还有彩超、心电图、脚踝拍片等都在同一天完成。诊断结果,脑干片状脑梗死。医生告之,这可是要命的部位。
病房内连我共三张病床。46号的王爹爹,今年75岁,他大脑出现多处梗死,经常出现头痛、头晕。住院期间又出现连续几天高烧的现象,经血培养,认定是败血症,他便有些着急了:“我好好的,怎么血里出现了细菌?”
好在他的儿子是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一方面给医院老同学联系,一方面要老人家配合治疗。再次血培养时,血液正常,王爹爹这才放心。
解放那年,王爹爹才十四、五岁,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接着又在公安学校学习了一年的业务,成为了一名公安战士。1951年,被送往竹溪县剿匪。直到1985年,才通过一位治安处的同事,才回到武汉。他说,当年是一辆货车将他们4人送到老河口的,到了老河口,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一名快要出狱的劳改犯帮着挑行李,走着根本无路的山路,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竹溪县。在竹溪,他吃尽了苦。1961年,正是自然灾害之时,他下放到公社当了一年的社员,吃光了山上能吃的野草,过着受饥挨饿的生活。与他同去的4人中,有一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有一人判刑后,至今找不到下落。王爹爹算是幸运的,他挺过来了。
44床的爹爹也姓王,患有铂金森综合症比46床的王爹爹小一岁,可他的命运却大相径庭。解放时,他正在武汉既济电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营业所工作。他出身好,人年轻,工作积极,很快就入团入党了。1954年,还作为全省40名团干参加了培训学习。在学习班上,聆听了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团课。本来可以大展前途,干出一番事业的他,可是好景不长。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因他所在的营业所主任石明勋是上海交大毕业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而右派的指标尚未完成,有人认为他跟主任太紧,就将他列为右派的名单内,但帽子却没有给他扣上。开除了他的党籍、团籍,被遣送到咸宁农村劳动。当年的小伙子心中不服,就偷偷跑回武汉。居委会里的街坊邻居都认为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好伢,不会做出反党反人民的事,便派他到市郊挑堤,让他不要回来,以免在次被抓遣送农村。这样,他便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兴粮票油票时,他却没有一两粮票,无一钱油票,只有靠挑堤得来的一角多钱买粮票,再买粮食吃。后来,电业局的人找到居委会,说你人跑了,也就脱离了组织,从此他就离开了电力单位。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获得了新生,成为了一名电力工程师。他笑着对我说:“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费,我觉很满足。”他的妻子是武汉医学院毕业的,退休前担任一医院儿科主任,一位非常好善的老太太。王爹爹有一位非常争气的女儿。当时在硚口区武汉市十一中念书时,他的女儿是全校高考成绩最高的一位。现担任省图书馆电子图书部主任的工作。女婿、儿媳也都在省图书馆工作。
14时28分,警报的气笛拉响了,好像整个世界被悲伤所笼罩着,真有天塌地陷之感。我深深呼吸着,想起那些掩埋在废墟里人们,想起那被夷为平地的家园。悲伤... -->>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用电脑拟写武汉市实施绿色公交的方案。14时28分,我突然感到头晕,电脑屏幕上的字在晃动,身体在沙发上抖动着,我下意识地扶着桌沿,站起来了,走到窗前,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大脑里得到的第一信号——血压高病发了。
3月1日清晨,起床时,我感到一阵弦晕,床在旋转,房子在旋转,我死死地扒住床沿,仍无济于事。到新华医院(三乙)就诊时,医生判断是血压高和颈椎病所引发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接着做了一个心电图,医生据然说我心衰,让我住院治疗。“心衰”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心衰病人是濒临死亡的人,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有住院治疗。就这样,我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病,便格外谨慎。
5月12日下午,很快从qq群得到的信息,某地地震了,后又得到准确的信息,汶川发生了地震,可我的头晕仍没有消除。下班回家后,一量血压,收缩压170,舒张压110,显然血压出现了不正常,妻萍萍着急了:“让你吃降压药,你不听。”连忙拿药给我吃。
汶川大地震给我带来的是对死难者的悲痛和不言下降的血压。15日,汉阳动物园一带停电检修,无法办公,无法完成绿色公交的方案。上午,我疲倦无比,便关上办公室门小睡。吃过午餐,下午提前离开办公室,到原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因而比平时略早半小时回家。回家后,萍萍发现我走路的有些磕磕绊绊,便要我到医院检查。我坚持在电脑上修改了一下绿色公交的方案,便在萍萍的陪同下到新华医院(三乙类)做了ct检查,没发现任何异常,医生开了疏通血管和降压的针剂。
到了16日早上起床时,我感到左小腿肚有些僵硬和酸痛,用手揉了揉,仍不见好转,我也懒管它,坚持去上班,坚持改完了有关绿色公交的初稿,打印出来征求各方的意见。
下班后,我艰难走回了家,上楼时,女儿发现我的脚抬不出来,便上来搀扶我,到二楼半的踏脚处,放着钱纸和燃烧盆,我得知对门人家王哥去世了,便叫女儿找来打火机,烧纸以祭亡灵。
王哥年仅64岁便抛下妻儿去世了。年轻时,他与我同在一个车队里。那时,他还是一个刚复员的小伙子,父母去世得早,他承担起了抚育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责任。弟妹有一定的生活能力后,他才取妻生子。在部队时,因帮助农民抢收抢种而染上了血吸虫病,每年必须治疗,就这样,他的身体被拖垮了,因肝昏迷而死亡。烧完纸钱后,我在女儿的搀扶下,到王哥遗像前烧了三柱香,下跪叩了三个头。叩头后,我难以站起,是被人搀扶着才起身。
这一下,将萍萍搞慌了,她扶着我搭的士,立即赶到市立一医院看急诊。神经内科的门诊医生丢下手中的饭碗给我就诊。一看到我不太灵便的左肢,便立即作出判断,我中风了,要住院治疗。就这样,我被收进了神经内科二病区(卒中单元)+4床(床被安置在走道上)治疗。
“婆婆,这收的病人可以吧!”
护士边整理床铺,边询问+3床病员,只见+3床病员点着头。
+3床的病员未办医保,医疗费用靠儿子支付。据说,他的3个儿子全部下岗了,生活相当困难。后来,他大儿、大儿媳来看望他时,才知道其大儿媳正开着茶馆。
医学硕士、管床医生吴家顺详尽地问了我的病史和病情后,作了检查,制定了治疗方案。护士给我量体温、量血压、量体重,打点滴注射,开了两瓶各200ml的安神合剂,我喝去了50ml。晚上,萍萍在我病床的一侧,难以睡上一个囫囹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萍萍发现安神合剂少了一瓶,而+3床头柜上堆满的瓶瓶罐罐中却有一瓶安神合剂,已喝去1/4。便问:
“婆婆,您家是否喝错了药?将这柜上的药喝了。”
+3床连忙回答:“我还以为是我的药呢?赔你一瓶就是的。”
好在只是安神合剂,如果是别的药,会有什么后果呢?
走廊上,+6床是一位农村妇女,她的儿女都在城里。女儿来看望她时,就埋怨她不该花钱住院的,专门折磨人。将自己的娘骂得坐在床沿,嘤嘤地缀泣着,女儿就还不甘心,离开时,在走廊上边走边骂:
“个老不死的,死了就好了,死了大家就清静了。”
这时,护士小姚插嘴了:“你这做女儿的怎么这样对待老娘啊!难道你不会老么?你老了,你下辈人对你这样,你受得了吗?”
就这样,在走廊上渡过了3个夜晚,两个白天。每天上午8点半钟左右,身怀六甲的护士长顶着大肚子带着护士查房;接着,医生们拿着厚厚的一摞病历夹,逐个地询问病人的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再就是,坐着轮椅的、拖着残腿的病人和提着礼品的病员亲属、朋友从床边走过。
星期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大开赈灾义演正在电视中现场直播。我在走廊中看不到电视画面,但清晰听到从病房中转出来的声音,一声声,一句句,催促着我的泪水像泉水样的涌出。
19日(星期一),45床的吴爹爹出院了,我便搬进了病房。管床护士潘亚兰有20多年的护龄。她为我整理好床铺,安排好给我打点滴。
由于守莉等人的帮忙,别人需要预约一个星期的mri检查,我在星期一便做了,还有彩超、心电图、脚踝拍片等都在同一天完成。诊断结果,脑干片状脑梗死。医生告之,这可是要命的部位。
病房内连我共三张病床。46号的王爹爹,今年75岁,他大脑出现多处梗死,经常出现头痛、头晕。住院期间又出现连续几天高烧的现象,经血培养,认定是败血症,他便有些着急了:“我好好的,怎么血里出现了细菌?”
好在他的儿子是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一方面给医院老同学联系,一方面要老人家配合治疗。再次血培养时,血液正常,王爹爹这才放心。
解放那年,王爹爹才十四、五岁,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接着又在公安学校学习了一年的业务,成为了一名公安战士。1951年,被送往竹溪县剿匪。直到1985年,才通过一位治安处的同事,才回到武汉。他说,当年是一辆货车将他们4人送到老河口的,到了老河口,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一名快要出狱的劳改犯帮着挑行李,走着根本无路的山路,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竹溪县。在竹溪,他吃尽了苦。1961年,正是自然灾害之时,他下放到公社当了一年的社员,吃光了山上能吃的野草,过着受饥挨饿的生活。与他同去的4人中,有一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有一人判刑后,至今找不到下落。王爹爹算是幸运的,他挺过来了。
44床的爹爹也姓王,患有铂金森综合症比46床的王爹爹小一岁,可他的命运却大相径庭。解放时,他正在武汉既济电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营业所工作。他出身好,人年轻,工作积极,很快就入团入党了。1954年,还作为全省40名团干参加了培训学习。在学习班上,聆听了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团课。本来可以大展前途,干出一番事业的他,可是好景不长。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因他所在的营业所主任石明勋是上海交大毕业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而右派的指标尚未完成,有人认为他跟主任太紧,就将他列为右派的名单内,但帽子却没有给他扣上。开除了他的党籍、团籍,被遣送到咸宁农村劳动。当年的小伙子心中不服,就偷偷跑回武汉。居委会里的街坊邻居都认为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好伢,不会做出反党反人民的事,便派他到市郊挑堤,让他不要回来,以免在次被抓遣送农村。这样,他便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兴粮票油票时,他却没有一两粮票,无一钱油票,只有靠挑堤得来的一角多钱买粮票,再买粮食吃。后来,电业局的人找到居委会,说你人跑了,也就脱离了组织,从此他就离开了电力单位。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获得了新生,成为了一名电力工程师。他笑着对我说:“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费,我觉很满足。”他的妻子是武汉医学院毕业的,退休前担任一医院儿科主任,一位非常好善的老太太。王爹爹有一位非常争气的女儿。当时在硚口区武汉市十一中念书时,他的女儿是全校高考成绩最高的一位。现担任省图书馆电子图书部主任的工作。女婿、儿媳也都在省图书馆工作。
14时28分,警报的气笛拉响了,好像整个世界被悲伤所笼罩着,真有天塌地陷之感。我深深呼吸着,想起那些掩埋在废墟里人们,想起那被夷为平地的家园。悲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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