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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公交职工，我可能在车上所遇到的尴尬事比别人多一些。
在乘车时，有时因遇到紧急情况，或车辆本身刹车发“啃”司机在带刹车时，使得乘客往前参，引起了一车人的不满。这时，整个车厢里一片骂声。有少数乘客还因碰撞而引起某些部位疼痛或划伤而扯皮。司机一人之口，难抵众人之口，这时的我，感到特别的尴尬。因我是一个特别不爱管事的人，在司机成为众口之的之时，却不能站出来帮助司机说话。
再就是，当司机为控制时间或节油滑行时，或司机为赶时间开快车时，也会引起乘客的不满，只要一人不耐烦了，嘴里开始嚼起来时，必定有人随声附和。我作为一名乘客也与车厢里的人是一样的心情，车速太缓了心里象有一个毛毛虫似的；车速太高了，为一车人担心，也为司机担心。但我不能参与到乘客的议论中去，也不能使司机在驾驶时分了心。同样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感。
这些还不能算什么，还有另我更尴尬的事。
有一次晚9时多，从解缚堂出来，在汉阳古琴台转乘，上了公交522路车。车到世贸大楼时，正赶上商场打烊。522路的这车赶上好时机，上了不少商场的顾客和营业员。这时，我的一位邻居上车了，她很自然的将挂包往打卡器上一放，打卡器立刻发出轻脆的两响：这两响表明是“公交职工卡”因为其他乘车卡只一响。不知是因为动作的不自然，还是因为上车的时间正是商场打烊的时间，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司机不依，让她将职工卡拿出来检查一下。
说到这里，让我先介绍一下这位邻居。她是宿舍二单元陈大姐的二儿媳妇。陈大姐原本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公交车乘务员，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提为车队行政管理人员，最后一批批准为国家干部。但后来任用企业管理人员时，又需要讲文凭，而陈大姐是绝对没有高中以上的文凭的。年龄又偏大，不可能再上成人班拿一个水货文凭。这样一来，陈大姐只好被当作工人使用，工资收入等也按工人靠，唯独一点，退休年龄按干部靠。陈大姐所干的工作，是烧茶水炉。她任劳任怨，競競业业，从来不叫苦叫累，每天起早贪黑，为公司职工服务，可以说是一个好干部，好党员。大家也十分敬重她的为人。
陈大姐有两儿一女。全是公交单位工作。在前两年，听说她女儿下班后在路上被抢受了重伤而致死。两个儿子结婚后，先后与陈大姐合居两室一厅。大儿、儿媳与陈大姐合住时，陈大姐将大孙女从上幼儿园起开始接送，一直到大孙女上了小学，大儿买了新居室搬走之时。二儿、儿媳与陈大姐合居时，二儿媳像现在所有只读到初中、高中的年轻人一样，很难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只好靠在商场站柜台维持生计。每月的工资不多，但商场里这规矩，那规矩却不少，妇女怀孕期、产期、抚育期，就会被迫辞去工作。
说到这里，我再接着说那晚乘车的事。陈大姐的二媳妇肯定是难以拿出公交工作证对照相片验收的。我坐在车上很明白。因她用的是她公婆的工作证。这一下子将司机盘犟了。司机说：“你如果不拿出工作证给我看，干脆就下车去。”陈大姐的二媳妇怎会下车呢？“要么，你重新拿出钱来补上票。”陈大姐的二媳妇底气不足地与司机争执了几句。你来我往，几乎陷于僵局。这时的我，如坐针毡，感觉得特别尴尬。是站在企业的利益上，为司机说话；还是站在街坊、同事的利益上，为陈大姐的媳妇说话。我无可奈何。最后，还是以陈大姐的二媳妇补了一张票，使这场争执而告终。下车后，我赶上陈大姐的二媳妇，说明我帮不上忙。这话就等于没说似的，陈大姐的二媳妇低着头，匆匆地往家里赶。后来，与陈大姐的二媳妇相遇，谁也没提那晚在车上补票一事。
现在公交集团对将公交工作证借给他人使用处理是相当严的，甚至提到了要开除厂籍，但此风却很难刹住。
现在乘车，又有一件尴尬事。那就是那些或断臂的、或断腿的、或盲人，穿着脏兮兮衣服，上车后，或吹口琴、或拿一件很简单的乐器，边弹边唱，唱完了几首歌后，顺着找每一位乘客讨钱，当手伸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坐不住，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我想这尴尬，也可能是每个在武汉乘公交车的乘客所遇到的尴尬。这车上卖唱一事，好像已成有了江城的一道风景线，谁也没有办法去制止它。因那些残疾人，乘车是免费的。
作为一名公交职工，我可能在车上所遇到的尴尬事比别人多一些。
在乘车时，有时因遇到紧急情况，或车辆本身刹车发“啃”司机在带刹车时，使得乘客往前参，引起了一车人的不满。这时，整个车厢里一片骂声。有少数乘客还因碰撞而引起某些部位疼痛或划伤而扯皮。司机一人之口，难抵众人之口，这时的我，感到特别的尴尬。因我是一个特别不爱管事的人，在司机成为众口之的之时，却不能站出来帮助司机说话。
再就是，当司机为控制时间或节油滑行时，或司机为赶时间开快车时，也会引起乘客的不满，只要一人不耐烦了，嘴里开始嚼起来时，必定有人随声附和。我作为一名乘客也与车厢里的人是一样的心情，车速太缓了心里象有一个毛毛虫似的；车速太高了，为一车人担心，也为司机担心。但我不能参与到乘客的议论中去，也不能使司机在驾驶时分了心。同样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感。
这些还不能算什么，还有另我更尴尬的事。
有一次晚9时多，从解缚堂出来，在汉阳古琴台转乘，上了公交522路车。车到世贸大楼时，正赶上商场打烊。522路的这车赶上好时机，上了不少商场的顾客和营业员。这时，我的一位邻居上车了，她很自然的将挂包往打卡器上一放，打卡器立刻发出轻脆的两响：这两响表明是“公交职工卡”因为其他乘车卡只一响。不知是因为动作的不自然，还是因为上车的时间正是商场打烊的时间，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司机不依，让她将职工卡拿出来检查一下。
说到这里，让我先介绍一下这位邻居。她是宿舍二单元陈大姐的二儿媳妇。陈大姐原本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公交车乘务员，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提为车队行政管理人员，最后一批批准为国家干部。但后来任用企业管理人员时，又需要讲文凭，而陈大姐是绝对没有高中以上的文凭的。年龄又偏大，不可能再上成人班拿一个水货文凭。这样一来，陈大姐只好被当作工人使用，工资收入等也按工人靠，唯独一点，退休年龄按干部靠。陈大姐所干的工作，是烧茶水炉。她任劳任怨，競競业业，从来不叫苦叫累，每天起早贪黑，为公司职工服务，可以说是一个好干部，好党员。大家也十分敬重她的为人。
陈大姐有两儿一女。全是公交单位工作。在前两年，听说她女儿下班后在路上被抢受了重伤而致死。两个儿子结婚后，先后与陈大姐合居两室一厅。大儿、儿媳与陈大姐合住时，陈大姐将大孙女从上幼儿园起开始接送，一直到大孙女上了小学，大儿买了新居室搬走之时。二儿、儿媳与陈大姐合居时，二儿媳像现在所有只读到初中、高中的年轻人一样，很难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只好靠在商场站柜台维持生计。每月的工资不多，但商场里这规矩，那规矩却不少，妇女怀孕期、产期、抚育期，就会被迫辞去工作。
说到这里，我再接着说那晚乘车的事。陈大姐的二媳妇肯定是难以拿出公交工作证对照相片验收的。我坐在车上很明白。因她用的是她公婆的工作证。这一下子将司机盘犟了。司机说：“你如果不拿出工作证给我看，干脆就下车去。”陈大姐的二媳妇怎会下车呢？“要么，你重新拿出钱来补上票。”陈大姐的二媳妇底气不足地与司机争执了几句。你来我往，几乎陷于僵局。这时的我，如坐针毡，感觉得特别尴尬。是站在企业的利益上，为司机说话；还是站在街坊、同事的利益上，为陈大姐的媳妇说话。我无可奈何。最后，还是以陈大姐的二媳妇补了一张票，使这场争执而告终。下车后，我赶上陈大姐的二媳妇，说明我帮不上忙。这话就等于没说似的，陈大姐的二媳妇低着头，匆匆地往家里赶。后来，与陈大姐的二媳妇相遇，谁也没提那晚在车上补票一事。
现在公交集团对将公交工作证借给他人使用处理是相当严的，甚至提到了要开除厂籍，但此风却很难刹住。
现在乘车，又有一件尴尬事。那就是那些或断臂的、或断腿的、或盲人，穿着脏兮兮衣服，上车后，或吹口琴、或拿一件很简单的乐器，边弹边唱，唱完了几首歌后，顺着找每一位乘客讨钱，当手伸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坐不住，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我想这尴尬，也可能是每个在武汉乘公交车的乘客所遇到的尴尬。这车上卖唱一事，好像已成有了江城的一道风景线，谁也没有办法去制止它。因那些残疾人，乘车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