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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说是阴差阳错进三中呢?这还得从初中的事说起。
我就读的初中是武汉市晴川阁中学。初一下时,该校的专职团干李开金便找我谈话,准备吸收我加入共青团。她是一位蓄着齐耳短发,眼睛清彻明亮的年轻女子。我当时涉世未深,谈话时,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将头低在桌沿下。话毕,她给我一张入团申请表填写。从那时起,家庭出身就像一块磨子压在了我的身上。这以后,虽多次填写入团申请表,但直至10多年后,在参加工作后,到极限的年龄时,我才被吸收入团。
临近初中毕业时,我得过一场伤寒,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明显得地感到体力不支,打算复读一年。金刚老师不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备考。在填报志愿时,李开金又将我找去谈话。她说,你填报高中吧,只要你填报了高中,团组织就会吸收你入团。在老师和专职团干的动员下,我填报了高中。
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填报的是省重点高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出榜后,比我少几分的同班同学,反而进了十四中,而我却被分配到三中,那时三中刚改成男校。升上高中,与有些同学相比,我算是幸运的。那些同学平时成绩很好,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较严重的历史问题。有海外关系的,也只能读很差的技校。
我父亲算是明智的,他深知共产党对待俘虏、投诚、起义在政策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审时度势,投奔到傅作义将军麾下,参加了北平起义。但就这样,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仍逃不脱“家庭出身不好的”的厄运。读高中后,想着不能有读大学的奢望,学习也不那么刻苦了。
1964年9月,进校之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宿舍。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男生宿舍的:“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三中的宿舍虽不是像他描写的那样,但那尿桶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学生宿舍怎么就没有厕所。走道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木制尿桶,学生起夜时,便对着那尿桶撒。早上起来,不仅尿桶里是满满一桶尿,还溢出流在地板上,到处是尿渍,走道上充满了难闻的臊味。住宿的学生要轮流值日,将尿桶抬下楼去倒掉。见这情形,我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学生宿舍。
入学后,由班主任黄慎昌“钦点”了几个出身好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我、王仲春、张耀明,在班上是家庭出身较差的,则安排在同级初中班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由王仲春任组长。在担任少先队队辅导员期间,有一次,同级初中班的同学李江的父亲来到学校。我作为辅导员参与了会见其父。李的父亲李迎希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长。驶进学校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李副司令员身着便服,里面是黑呢制服,外面套的是黑呢大衣,头戴黑色鸭舌帽。在校操场上,与我们会面后,交谈了几句,感谢学校对李江的教育。说完后,便匆忙地上了小轿车。
我们的任课老师中,除了班主任黄慎昌外,有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英语老师刘昌浩和化学老师郑茂业;有刚从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物理老师夏述焕;还有教立体几何、代数的一对夫妇杨振珊、韦明英老师;教三角函数的陈,政治老师的杨祥驹
班主任黄慎昌教我们的语文课。上课时满口的江西普通话,讲话声音很小,板书的字写得很漂亮、规范,上课时照本宣科,不敢任意发挥,为人谨慎,老实,中规中矩。
刘昌浩和郑茂业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教龄长,经验丰富,课讲得好,有些看不起其他人,但他们两人出入却经常在一起。从两人的体形看,有很大的反差,但两人很投缘。刘昌浩老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不乱方寸”的,走路甚至于不跑一步。有一次,同学中看到他上厕所跑了几步,还笑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们学生一字一板、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说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郑茂业老师上课时,一脸的严肃像,极富有教师责任感。当时的化学实验室条件还不错。在一个小院庭里,中间是绿化带,两边是教室。教室的课桌是用的黑油漆,也就是棺材用漆,据说有防腐作用。
夏述焕老师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的近视眼镜,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原本是三中的高材生,也因某种原因没进成清华,只能屈就华中师大了。毕业后,仍回三中任教。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课讲得生动。他的板书和肢体语言,都显得极到位。下课后,还经常坐在我们学生中间,与我们交流,征求对他讲课的意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高一上接近尾声时,也就是1965年1月5日晚上,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了,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声势浩荡的大游行。大家抬着毛泽东、刘少奇的大幅画像,高举着彩旗,行进在汉阳最繁华的大街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校体操队组成的仪仗队。仪仗队员们一色的体操运动服,戴着白手套。由四人抬着一付双杠,大概上面垫着一块板子,一位体操运动员手举着火把,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上面,十分壮观。文革前,我们三中,可以说是体操之校,在体育老师肖秀仕的精心辅导和培育下,有很多体操尖子生,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后来,听说肖老师死得很惨。
念高中后,我与蔡俊、常志杰、杜良怀等同学十分要好。
高一时,有一次到蔡俊家,他妈妈下了一碗面条给我吃,我十分局谨,也不知该怎样道谢。吃完面条后,我红着脸说了一声:“谢谢你家的面”蔡俊的母亲笑过以后,认为我是一个可与她儿子交往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我与蔡俊沿着长江的堤岸,相互追逐、嬉闹着。长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波光粼粼,给人以幸福感。
常志杰初中便与我是同班同学,家境较好,当时他养父是武昌县医药公司的领导,在那物资十分匮乏之时,他家里却肉、鱼不断。我原本不喜爱吃那油漫漫的肥肉的。每次在食堂吃饭时,他就强迫我吃上几块他从家里带来的肥肉,渐渐地也就对其有所爱了。
杜良怀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他上课时,不十分听讲,每天抱着一本小说,边听课,边看小说。老师的提问,他十有八九能回答得上来,考试起来也不追求高分,但成绩始终在中上等水平。对于喜爱读课外书籍这点来说,我与杜良怀比较投缘。他与班上的沈真华、邵学信等人都是篮球爱好者,每到快下第四节课时,偶尔能听到碗筷的敲击声,可杜良怀却是手抱着篮球,等待着下课铃声的敲响。有一次,不小心,篮球滚到了地板上,为此,记得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课堂纪律整顿。
班上暗中形成了两派,那些自认为出身苦、思想好、根正、苗红的同学,昂着头进出教室,对我当然是不屑一顾。在讨论我入团问题时,他们说:“他呀,早上过早,左手一个面窝,右手一个面窝,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入团。”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悲,区区两个面窝,二两粮票、八分钱,就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上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起来,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的,平均生活费远远地高出了那些近郊的同学。富裕中农出身的唐天赦,周一从家里带来罐腌菜,从周一吃到周六,可他学习却十分吃苦,成绩很好。
1965年,排演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应该是三中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看过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的人都为之而感动。其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恽宏,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是无可比例的。
通过排演东方红,才使我对三中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在我们学校,不仅有像徐善桐那样的物理学权威老师,更有像许瑶卿、陈远培、关正华、彭瑞儒、康或幼等一大批多才多艺的老师。排演东方红,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舞台。虽说是群众演员,却十分神气。我头戴佩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身穿着蓝色红军军装,小腿肚上打着绑带。我的街仿,汉阳品字横街5号的一位姓熊的女孩,当时在东方红剧中饰演时,扎着丫丫两个小辫,显得十分活泼可爱。可我从来没与她搭过腔,相见如同陌路人。
1965年夏,三中一位姓毕的木工,其女参加了新疆建设边团去支边。这女生,虽然长得不是蛮漂亮,但却充满青春气息,性格活泼。她是校体操队的队员,平时在学校里十分... -->>
为什么要说是阴差阳错进三中呢?这还得从初中的事说起。
我就读的初中是武汉市晴川阁中学。初一下时,该校的专职团干李开金便找我谈话,准备吸收我加入共青团。她是一位蓄着齐耳短发,眼睛清彻明亮的年轻女子。我当时涉世未深,谈话时,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将头低在桌沿下。话毕,她给我一张入团申请表填写。从那时起,家庭出身就像一块磨子压在了我的身上。这以后,虽多次填写入团申请表,但直至10多年后,在参加工作后,到极限的年龄时,我才被吸收入团。
临近初中毕业时,我得过一场伤寒,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明显得地感到体力不支,打算复读一年。金刚老师不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备考。在填报志愿时,李开金又将我找去谈话。她说,你填报高中吧,只要你填报了高中,团组织就会吸收你入团。在老师和专职团干的动员下,我填报了高中。
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填报的是省重点高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出榜后,比我少几分的同班同学,反而进了十四中,而我却被分配到三中,那时三中刚改成男校。升上高中,与有些同学相比,我算是幸运的。那些同学平时成绩很好,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较严重的历史问题。有海外关系的,也只能读很差的技校。
我父亲算是明智的,他深知共产党对待俘虏、投诚、起义在政策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审时度势,投奔到傅作义将军麾下,参加了北平起义。但就这样,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仍逃不脱“家庭出身不好的”的厄运。读高中后,想着不能有读大学的奢望,学习也不那么刻苦了。
1964年9月,进校之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宿舍。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男生宿舍的:“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三中的宿舍虽不是像他描写的那样,但那尿桶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学生宿舍怎么就没有厕所。走道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木制尿桶,学生起夜时,便对着那尿桶撒。早上起来,不仅尿桶里是满满一桶尿,还溢出流在地板上,到处是尿渍,走道上充满了难闻的臊味。住宿的学生要轮流值日,将尿桶抬下楼去倒掉。见这情形,我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学生宿舍。
入学后,由班主任黄慎昌“钦点”了几个出身好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我、王仲春、张耀明,在班上是家庭出身较差的,则安排在同级初中班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由王仲春任组长。在担任少先队队辅导员期间,有一次,同级初中班的同学李江的父亲来到学校。我作为辅导员参与了会见其父。李的父亲李迎希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长。驶进学校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李副司令员身着便服,里面是黑呢制服,外面套的是黑呢大衣,头戴黑色鸭舌帽。在校操场上,与我们会面后,交谈了几句,感谢学校对李江的教育。说完后,便匆忙地上了小轿车。
我们的任课老师中,除了班主任黄慎昌外,有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英语老师刘昌浩和化学老师郑茂业;有刚从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物理老师夏述焕;还有教立体几何、代数的一对夫妇杨振珊、韦明英老师;教三角函数的陈,政治老师的杨祥驹
班主任黄慎昌教我们的语文课。上课时满口的江西普通话,讲话声音很小,板书的字写得很漂亮、规范,上课时照本宣科,不敢任意发挥,为人谨慎,老实,中规中矩。
刘昌浩和郑茂业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教龄长,经验丰富,课讲得好,有些看不起其他人,但他们两人出入却经常在一起。从两人的体形看,有很大的反差,但两人很投缘。刘昌浩老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不乱方寸”的,走路甚至于不跑一步。有一次,同学中看到他上厕所跑了几步,还笑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们学生一字一板、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说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郑茂业老师上课时,一脸的严肃像,极富有教师责任感。当时的化学实验室条件还不错。在一个小院庭里,中间是绿化带,两边是教室。教室的课桌是用的黑油漆,也就是棺材用漆,据说有防腐作用。
夏述焕老师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的近视眼镜,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原本是三中的高材生,也因某种原因没进成清华,只能屈就华中师大了。毕业后,仍回三中任教。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课讲得生动。他的板书和肢体语言,都显得极到位。下课后,还经常坐在我们学生中间,与我们交流,征求对他讲课的意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高一上接近尾声时,也就是1965年1月5日晚上,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了,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声势浩荡的大游行。大家抬着毛泽东、刘少奇的大幅画像,高举着彩旗,行进在汉阳最繁华的大街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校体操队组成的仪仗队。仪仗队员们一色的体操运动服,戴着白手套。由四人抬着一付双杠,大概上面垫着一块板子,一位体操运动员手举着火把,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上面,十分壮观。文革前,我们三中,可以说是体操之校,在体育老师肖秀仕的精心辅导和培育下,有很多体操尖子生,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后来,听说肖老师死得很惨。
念高中后,我与蔡俊、常志杰、杜良怀等同学十分要好。
高一时,有一次到蔡俊家,他妈妈下了一碗面条给我吃,我十分局谨,也不知该怎样道谢。吃完面条后,我红着脸说了一声:“谢谢你家的面”蔡俊的母亲笑过以后,认为我是一个可与她儿子交往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我与蔡俊沿着长江的堤岸,相互追逐、嬉闹着。长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波光粼粼,给人以幸福感。
常志杰初中便与我是同班同学,家境较好,当时他养父是武昌县医药公司的领导,在那物资十分匮乏之时,他家里却肉、鱼不断。我原本不喜爱吃那油漫漫的肥肉的。每次在食堂吃饭时,他就强迫我吃上几块他从家里带来的肥肉,渐渐地也就对其有所爱了。
杜良怀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他上课时,不十分听讲,每天抱着一本小说,边听课,边看小说。老师的提问,他十有八九能回答得上来,考试起来也不追求高分,但成绩始终在中上等水平。对于喜爱读课外书籍这点来说,我与杜良怀比较投缘。他与班上的沈真华、邵学信等人都是篮球爱好者,每到快下第四节课时,偶尔能听到碗筷的敲击声,可杜良怀却是手抱着篮球,等待着下课铃声的敲响。有一次,不小心,篮球滚到了地板上,为此,记得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课堂纪律整顿。
班上暗中形成了两派,那些自认为出身苦、思想好、根正、苗红的同学,昂着头进出教室,对我当然是不屑一顾。在讨论我入团问题时,他们说:“他呀,早上过早,左手一个面窝,右手一个面窝,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入团。”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悲,区区两个面窝,二两粮票、八分钱,就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上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起来,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的,平均生活费远远地高出了那些近郊的同学。富裕中农出身的唐天赦,周一从家里带来罐腌菜,从周一吃到周六,可他学习却十分吃苦,成绩很好。
1965年,排演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应该是三中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看过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的人都为之而感动。其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恽宏,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是无可比例的。
通过排演东方红,才使我对三中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在我们学校,不仅有像徐善桐那样的物理学权威老师,更有像许瑶卿、陈远培、关正华、彭瑞儒、康或幼等一大批多才多艺的老师。排演东方红,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舞台。虽说是群众演员,却十分神气。我头戴佩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身穿着蓝色红军军装,小腿肚上打着绑带。我的街仿,汉阳品字横街5号的一位姓熊的女孩,当时在东方红剧中饰演时,扎着丫丫两个小辫,显得十分活泼可爱。可我从来没与她搭过腔,相见如同陌路人。
1965年夏,三中一位姓毕的木工,其女参加了新疆建设边团去支边。这女生,虽然长得不是蛮漂亮,但却充满青春气息,性格活泼。她是校体操队的队员,平时在学校里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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