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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唯物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先之第一的观点，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依法治国是民主法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制度文明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发达国家进入法治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相比，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过程有自己的实践。从主观上讲，我们所希望的依法治国，是既能够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又能够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避免损失和浪费的社会变革。从过程上讲，依法治国的进程应当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法治化、权力制约化、社会生活有序化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进程协调发展。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在于积极稳妥地深化各项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更新法制观念，改革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与依法治国相适应的法治体制和机制。
理念是指信念、思想和观念。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是指导一国法律制度设计和司法、执法、守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主导价值追求。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一旦形成，便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与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治行为是内因与外部表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观念，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法治理念是灵魂，引导、统摄、支配和决定着法治活动，决定着法治行为及法治效果。法治理念的树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偏废，需要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与时俱进
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著名的“儒法之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治理国家主要是靠法律，即“圣人之治（即人治）”还是主要靠个别贤明的君主，即“圣法之治（即法治）”前者是“自理出者也”（即法律是出自客观规律），后者是“自己出者也”（即出自“贤君”、“圣主”的主观意志）（尹文子.圣人篇）虽然，在古代中国，法家如管子、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慎到、李斯等著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的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后来作为治国方略即“法治”的系统主张，即没有上升到作为一种“主义”的高度。
在我国把“法治”提升到“主义”的高度，是梁启超于1922年把他1907年前后发表的一些政治史的文章集中起来，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名而成的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先秦政治思潮有四大潮流：
一是道家。他们想信自然力为万能至善，假如一旦涉及人工，就损伤自然之朴。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建立在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人力干涉，结果政府是不必要的。梁启超命名为“无治主义”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为”是最理想的治国策略和统治方法，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民莫之令而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梁启超认为，老子的无治主义是以人民不争不乱为前提的，荀子和韩非子从经济上观察，说明老子所希望的不争不乱是万万办不到的，孟子也是从经济上反驳老子的门徒许行的，梁启超说，老子之徒若不能反驳，他们的学说就是受了致命伤了。
二是儒家。主张社会是由人类的同情心所结合而成，而同情心是以各个个人本身的环圈为出发点，按等级推己及远。所以想建设伦理的政治，以个人分内的互让和协作，使同情心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和调和。同时，主张良好的政治必须建设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的本质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地保育才能向上，所以他们把政治同教育同样看待，对经济上的分配也很注意。孔子曾经说过：“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孟子讲：“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荀子称“有治人，无治法”还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梁启超把儒家命之为“人治主义”或者“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
三是墨家。他们注意同情心与儒家相同，但是不同意儒家的远近差等，目的是使人人各撤去自己的立足点，共同依归于一个超越的最高主宰（天），政治主张是建设于绝对的平等理想之上，不承认自由，结果成为教会政治。墨子这样认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则得祸。比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梁启超认为，墨家也是主张人治的，不过他们主张人治比儒家简单和坚决，是彻底的贤人政治“尚贤”和“尚同”是他们所标榜主义里头很重要的两种，尚贤主义同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相反。梁启超把墨家命之为“新天治主义”以示与前三代前的旧天治主义相区别。
四是就是法家。梁启超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以“唯物观”为出发点的，常注意当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严格地于涉，但是干涉必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而不容许统治者以个人主观好恶为标准，人民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享受自由与平等，命名为“物治主义”或者“法治主义”
总之，依法治国还应当把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基层民主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内容，纳入法治调控和规范的机制之中，真正落实和保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二、当前政法机关暴露的问题及其成因
（一）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即在价值观念上，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认为打击是第一位的，保护是第二位的，强调保障人权会对犯罪打击不力，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集体的安全与稳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的利益是一种必要的代价，出现错案是在情里之中的事。重口供，轻其他证据。在案件有罪无罪证据并存或“一对一”时，对被告人定罪牵强却仍按疑罪从有、疑罪从挂处理；在一些超期羁押案件中，久查无果，定罪无据，却仍然对犯罪嫌疑人久押不决。从重从严，忽视按照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从宽从缓处理。
（二）执法观念上重实体、轻程序。程序工具主义、虚无主义。不少执法人员认为：只要查清实体问题，案件没有搞错，就是依法办案了，程序违法不算违法。有的办案手续不全，文书不规范；有的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在把握逮捕条件时，以捕代侦，认为抓起来保险。有的为了查清事实，获取证据，不惜违反程序，变相延长讯问羁押时间，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在证据问题上，对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程序规定获取的证据，仍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审判活动中“重实体，轻程序”是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文明的重要原因。从近年来处理的涉法上访问题看，很多执法过错都是出在程序不完善和不严格遵守程序上。
（三）重数量，轻质量。片面追求办案效率的政绩观，忽视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与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执法理念一脉相承，并受工作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等多种... -->>
辨证唯物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先之第一的观点，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依法治国是民主法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制度文明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发达国家进入法治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相比，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过程有自己的实践。从主观上讲，我们所希望的依法治国，是既能够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又能够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避免损失和浪费的社会变革。从过程上讲，依法治国的进程应当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法治化、权力制约化、社会生活有序化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进程协调发展。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在于积极稳妥地深化各项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更新法制观念，改革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与依法治国相适应的法治体制和机制。
理念是指信念、思想和观念。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是指导一国法律制度设计和司法、执法、守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主导价值追求。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一旦形成，便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与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治行为是内因与外部表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观念，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法治理念是灵魂，引导、统摄、支配和决定着法治活动，决定着法治行为及法治效果。法治理念的树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偏废，需要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与时俱进
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著名的“儒法之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治理国家主要是靠法律，即“圣人之治（即人治）”还是主要靠个别贤明的君主，即“圣法之治（即法治）”前者是“自理出者也”（即法律是出自客观规律），后者是“自己出者也”（即出自“贤君”、“圣主”的主观意志）（尹文子.圣人篇）虽然，在古代中国，法家如管子、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慎到、李斯等著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的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后来作为治国方略即“法治”的系统主张，即没有上升到作为一种“主义”的高度。
在我国把“法治”提升到“主义”的高度，是梁启超于1922年把他1907年前后发表的一些政治史的文章集中起来，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名而成的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先秦政治思潮有四大潮流：
一是道家。他们想信自然力为万能至善，假如一旦涉及人工，就损伤自然之朴。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建立在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人力干涉，结果政府是不必要的。梁启超命名为“无治主义”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为”是最理想的治国策略和统治方法，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民莫之令而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梁启超认为，老子的无治主义是以人民不争不乱为前提的，荀子和韩非子从经济上观察，说明老子所希望的不争不乱是万万办不到的，孟子也是从经济上反驳老子的门徒许行的，梁启超说，老子之徒若不能反驳，他们的学说就是受了致命伤了。
二是儒家。主张社会是由人类的同情心所结合而成，而同情心是以各个个人本身的环圈为出发点，按等级推己及远。所以想建设伦理的政治，以个人分内的互让和协作，使同情心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和调和。同时，主张良好的政治必须建设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的本质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地保育才能向上，所以他们把政治同教育同样看待，对经济上的分配也很注意。孔子曾经说过：“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孟子讲：“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荀子称“有治人，无治法”还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梁启超把儒家命之为“人治主义”或者“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
三是墨家。他们注意同情心与儒家相同，但是不同意儒家的远近差等，目的是使人人各撤去自己的立足点，共同依归于一个超越的最高主宰（天），政治主张是建设于绝对的平等理想之上，不承认自由，结果成为教会政治。墨子这样认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则得祸。比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梁启超认为，墨家也是主张人治的，不过他们主张人治比儒家简单和坚决，是彻底的贤人政治“尚贤”和“尚同”是他们所标榜主义里头很重要的两种，尚贤主义同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相反。梁启超把墨家命之为“新天治主义”以示与前三代前的旧天治主义相区别。
四是就是法家。梁启超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以“唯物观”为出发点的，常注意当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严格地于涉，但是干涉必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而不容许统治者以个人主观好恶为标准，人民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享受自由与平等，命名为“物治主义”或者“法治主义”
总之，依法治国还应当把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基层民主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内容，纳入法治调控和规范的机制之中，真正落实和保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二、当前政法机关暴露的问题及其成因
（一）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即在价值观念上，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认为打击是第一位的，保护是第二位的，强调保障人权会对犯罪打击不力，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集体的安全与稳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的利益是一种必要的代价，出现错案是在情里之中的事。重口供，轻其他证据。在案件有罪无罪证据并存或“一对一”时，对被告人定罪牵强却仍按疑罪从有、疑罪从挂处理；在一些超期羁押案件中，久查无果，定罪无据，却仍然对犯罪嫌疑人久押不决。从重从严，忽视按照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从宽从缓处理。
（二）执法观念上重实体、轻程序。程序工具主义、虚无主义。不少执法人员认为：只要查清实体问题，案件没有搞错，就是依法办案了，程序违法不算违法。有的办案手续不全，文书不规范；有的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在把握逮捕条件时，以捕代侦，认为抓起来保险。有的为了查清事实，获取证据，不惜违反程序，变相延长讯问羁押时间，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在证据问题上，对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程序规定获取的证据，仍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审判活动中“重实体，轻程序”是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文明的重要原因。从近年来处理的涉法上访问题看，很多执法过错都是出在程序不完善和不严格遵守程序上。
（三）重数量，轻质量。片面追求办案效率的政绩观，忽视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与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执法理念一脉相承，并受工作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等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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