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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起，我国史籍中就有了连续不断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到公元八、九世纪前后，在南疆地区形成了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道：“屈支国（汉龟兹）东西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铝、锡。气序和，风俗质。”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大唐王朝的兴盛，大批汉族人进入南疆地区，中原与南疆绿洲各城邦的交往更加密切，中原汉族文化与南疆原住城邦文化互相融合。关于古代塔里木盆地民族在人种学上的特点，汉文史籍北史中记载道：“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我们将这些正史中的记载和南疆各地千佛洞壁画上的人物画像和现代维吾尔人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维吾尔的人种学基本特征，进一步证实了北史中记载的就是古代塔里木盆地土著初民的人种特点的生动写照。正如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先生在其新疆文史论集一书中概括的：“古代塔里木盆地在纪元后第一个千年期间居住着几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操不同语言的，一般说属于深目高鼻类型的民族集团。”而这些人就是古代维吾尔族的族源主体。从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天山南部地区开始，到五、六世纪佛教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南疆地区达到鼎盛，通过这条最早期的佛教东传线路，佛教不但传入中原地区，也在漠北草原得到广泛传播。公元6世纪到7世纪，当时统治漠北蒙古大草原的突厥汗国普遍放弃自己的原始信仰萨满教而皈依佛教。佛教在漠北草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经二千多年后，仍然可以在现代的突厥语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找到萨满教的遗存。公元八世纪中叶，回鹘部族兴起，在漠北草原取代突厥汗国，建立了回鹘汗国。
回鹘汗国在历经二百余年后的九世纪中叶，现代柯尔克孜族的祖先黠戛斯部族在北方崛起，在黠戛斯铁骑的凌厉攻势面前，回鹘汗国土崩瓦解，回鹘各部开始大举西迁进入北疆地区的北庭，随后越过天山进入南疆的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库车一代建立了高昌王国。在这个过程中，由东部漠北草原来的回鹘游牧族部落与生活在绿洲城邦的高昌人、焉耆人、汉族人以及部分藏族人相互融合，在文化上受到原住民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其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游牧转为定居农耕，发展了工商业，城市文化也逐渐兴起。宗教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南疆地区佛教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舍弃了原来奉行的摩尼教而皈依佛教。突厥融入塔里木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中，逐渐形成了维吾尔族，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十世纪完成于十一世纪。
后世学者所谓的突厥化过程，存在认知上的两大误区：一、突厥化过程是维吾尔族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回鹘进入南疆地区的是伊斯兰教的传入，在这个时期，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新疆西南部地区兴起的是喀喇汉王朝（黑汗王朝），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王国，这两个王朝以突厥人为社会主体，突厥王室成员首先皈依伊斯兰教，随即强制这个地区的原住民放弃佛教而改奉伊斯兰教，因此，正确的认知应当是：所谓的突厥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伊斯兰化的过程，塔里木河流域的原住民逐步伊斯兰化，而伊斯兰化后的居民自称“突厥”塔里木维吾尔族被称为“突厥民族”之说由此开始。这也是后世学者维吾尔族起源于“突厥说”的缘由。二、宗教信仰的改变形成了维吾尔族。纵观历史，我们似乎可以确定，突厥化等于伊斯兰化，后世坚持“突厥说”学者显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宗教信仰的改变不可能改变一个民族的起源和人种，信奉伊斯兰教的塔里木流域的原住民仍旧是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决不会因为改变了信仰，维吾尔族的族源就发生了变化，作为客体的突厥人也就不能成为维吾尔族的祖先，因此也就无法改变维吾尔族族源是当地原住民的历史存在。
尘埃落定——维吾尔族起源的研究在仅三十年中有了新的发展，学者们的眼光从史籍文献中逐渐转向了对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流域土著居民的研究上来了，通过不断的研究，学术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这就是：维吾尔族的族源是“以塔里木流域绿洲上的土著为主体，融合西迁的回鹘、突厥等部，形成现代之维吾尔族。”我们从华夏文明发展流变历史中，可以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从事农耕的民族相对于从事游牧的民族具有更加稳定的文化心理，无论哪个民族，只要有适于耕种的土地，人们就会守土为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正因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稳定，农耕文化的积累往往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丰富和厚重。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塔里木流域绿洲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大通道，是中西文化交流交汇交融的荟萃之地，世界三大古代文明的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实现了交汇、融合，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开放、发达、包容特点的西域文化，这里的土著人就是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才是“西域文化”的代表，在汉唐时期，著名的西胡舞蹈、音乐、服饰、工艺、农桑技艺以及语言、文字、传说等等，无不对中原汉民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的深厚积累和传承，至今仍然可以见诸于现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中，不同于回鹘人、突厥人的文化，更不同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各民族。
塔里木河流域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摇篮，长期定居在绿洲上的土著居民，有史以来一直是这个摇篮最稳定的基本原住民，因为他们又城廓田畜，从事着农耕种植，无需随着牛羊四处游牧，从汉代以来的史籍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地区的居民迁徙流离的文字记录，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高山融雪滋润的绿洲上，千百年来守土为家，形成了时代沿袭的家族历史，如疏勒的裴姓、龟兹的白姓、于阗的尉迟氏、焉耆龙氏等家族，历史久远，代代沿袭，汉文史籍中多有记载，王族的稳定，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基本民众的稳定，他们真正是土著的代表，也就是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结论：塔里木流域绿洲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土著居民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首先，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的体形、体态、体质与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十分相似，这从塔里木流域出土的墓葬遗骨中可以得到佐证，也从当地留存下来的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像中得到佐证，近年来出土的汉代以前的古尸（木乃伊）经过科学化验分析，维吾尔人与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血缘关系十分明显。其次，从经济生活来看，维吾尔人的经济生活以定居农业为主，其生产工具如坎土曼、二牛抬杠犁等，与文献记载中的魏晋时期塔里木流域绿洲土著居民的工具几乎没有差别，延续至今，其种植业的种类、农作物分布和耕作习惯，也与魏晋时期以来的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方式相同。再次，从文化素养和生活习俗来看，现代维吾尔人的生活习俗与定居农业密切相关，他们的文化也表现为农耕文化亩漠北草原的游牧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当然，现代维吾尔人有很多习俗与其他突厥语民族相似，主要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受伊斯兰文化的渗透而形成，但与人中起源没有关系。最后，维吾尔族以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为主体，他们就是古代的疏勒人、于阗人、龟兹人、焉耆人，在千百年的发展进程中，融合了伊兰人、羌人、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契丹人、蒙古人、吐蕃人、早期的雅利安人和汉族人。（节选）
汉代起，我国史籍中就有了连续不断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到公元八、九世纪前后，在南疆地区形成了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道：“屈支国（汉龟兹）东西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铝、锡。气序和，风俗质。”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大唐王朝的兴盛，大批汉族人进入南疆地区，中原与南疆绿洲各城邦的交往更加密切，中原汉族文化与南疆原住城邦文化互相融合。关于古代塔里木盆地民族在人种学上的特点，汉文史籍北史中记载道：“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我们将这些正史中的记载和南疆各地千佛洞壁画上的人物画像和现代维吾尔人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维吾尔的人种学基本特征，进一步证实了北史中记载的就是古代塔里木盆地土著初民的人种特点的生动写照。正如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先生在其新疆文史论集一书中概括的：“古代塔里木盆地在纪元后第一个千年期间居住着几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操不同语言的，一般说属于深目高鼻类型的民族集团。”而这些人就是古代维吾尔族的族源主体。从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天山南部地区开始，到五、六世纪佛教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南疆地区达到鼎盛，通过这条最早期的佛教东传线路，佛教不但传入中原地区，也在漠北草原得到广泛传播。公元6世纪到7世纪，当时统治漠北蒙古大草原的突厥汗国普遍放弃自己的原始信仰萨满教而皈依佛教。佛教在漠北草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经二千多年后，仍然可以在现代的突厥语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找到萨满教的遗存。公元八世纪中叶，回鹘部族兴起，在漠北草原取代突厥汗国，建立了回鹘汗国。
回鹘汗国在历经二百余年后的九世纪中叶，现代柯尔克孜族的祖先黠戛斯部族在北方崛起，在黠戛斯铁骑的凌厉攻势面前，回鹘汗国土崩瓦解，回鹘各部开始大举西迁进入北疆地区的北庭，随后越过天山进入南疆的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库车一代建立了高昌王国。在这个过程中，由东部漠北草原来的回鹘游牧族部落与生活在绿洲城邦的高昌人、焉耆人、汉族人以及部分藏族人相互融合，在文化上受到原住民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其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游牧转为定居农耕，发展了工商业，城市文化也逐渐兴起。宗教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南疆地区佛教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舍弃了原来奉行的摩尼教而皈依佛教。突厥融入塔里木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中，逐渐形成了维吾尔族，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十世纪完成于十一世纪。
后世学者所谓的突厥化过程，存在认知上的两大误区：一、突厥化过程是维吾尔族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回鹘进入南疆地区的是伊斯兰教的传入，在这个时期，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新疆西南部地区兴起的是喀喇汉王朝（黑汗王朝），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王国，这两个王朝以突厥人为社会主体，突厥王室成员首先皈依伊斯兰教，随即强制这个地区的原住民放弃佛教而改奉伊斯兰教，因此，正确的认知应当是：所谓的突厥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伊斯兰化的过程，塔里木河流域的原住民逐步伊斯兰化，而伊斯兰化后的居民自称“突厥”塔里木维吾尔族被称为“突厥民族”之说由此开始。这也是后世学者维吾尔族起源于“突厥说”的缘由。二、宗教信仰的改变形成了维吾尔族。纵观历史，我们似乎可以确定，突厥化等于伊斯兰化，后世坚持“突厥说”学者显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宗教信仰的改变不可能改变一个民族的起源和人种，信奉伊斯兰教的塔里木流域的原住民仍旧是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决不会因为改变了信仰，维吾尔族的族源就发生了变化，作为客体的突厥人也就不能成为维吾尔族的祖先，因此也就无法改变维吾尔族族源是当地原住民的历史存在。
尘埃落定——维吾尔族起源的研究在仅三十年中有了新的发展，学者们的眼光从史籍文献中逐渐转向了对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流域土著居民的研究上来了，通过不断的研究，学术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这就是：维吾尔族的族源是“以塔里木流域绿洲上的土著为主体，融合西迁的回鹘、突厥等部，形成现代之维吾尔族。”我们从华夏文明发展流变历史中，可以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从事农耕的民族相对于从事游牧的民族具有更加稳定的文化心理，无论哪个民族，只要有适于耕种的土地，人们就会守土为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正因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稳定，农耕文化的积累往往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丰富和厚重。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塔里木流域绿洲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大通道，是中西文化交流交汇交融的荟萃之地，世界三大古代文明的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实现了交汇、融合，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开放、发达、包容特点的西域文化，这里的土著人就是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才是“西域文化”的代表，在汉唐时期，著名的西胡舞蹈、音乐、服饰、工艺、农桑技艺以及语言、文字、传说等等，无不对中原汉民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的深厚积累和传承，至今仍然可以见诸于现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中，不同于回鹘人、突厥人的文化，更不同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各民族。
塔里木河流域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摇篮，长期定居在绿洲上的土著居民，有史以来一直是这个摇篮最稳定的基本原住民，因为他们又城廓田畜，从事着农耕种植，无需随着牛羊四处游牧，从汉代以来的史籍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地区的居民迁徙流离的文字记录，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高山融雪滋润的绿洲上，千百年来守土为家，形成了时代沿袭的家族历史，如疏勒的裴姓、龟兹的白姓、于阗的尉迟氏、焉耆龙氏等家族，历史久远，代代沿袭，汉文史籍中多有记载，王族的稳定，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基本民众的稳定，他们真正是土著的代表，也就是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结论：塔里木流域绿洲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土著居民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首先，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的体形、体态、体质与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十分相似，这从塔里木流域出土的墓葬遗骨中可以得到佐证，也从当地留存下来的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像中得到佐证，近年来出土的汉代以前的古尸（木乃伊）经过科学化验分析，维吾尔人与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血缘关系十分明显。其次，从经济生活来看，维吾尔人的经济生活以定居农业为主，其生产工具如坎土曼、二牛抬杠犁等，与文献记载中的魏晋时期塔里木流域绿洲土著居民的工具几乎没有差别，延续至今，其种植业的种类、农作物分布和耕作习惯，也与魏晋时期以来的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方式相同。再次，从文化素养和生活习俗来看，现代维吾尔人的生活习俗与定居农业密切相关，他们的文化也表现为农耕文化亩漠北草原的游牧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当然，现代维吾尔人有很多习俗与其他突厥语民族相似，主要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受伊斯兰文化的渗透而形成，但与人中起源没有关系。最后，维吾尔族以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为主体，他们就是古代的疏勒人、于阗人、龟兹人、焉耆人，在千百年的发展进程中，融合了伊兰人、羌人、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契丹人、蒙古人、吐蕃人、早期的雅利安人和汉族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