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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山东激变(下)
山东南部,大运河畔,济宁城
虽然今年和去年的北方各省,一直都年景不好,天灾、兵乱、匪乱、饥民、东虏入寇……四面传来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坏消息,但傍着大运河这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济宁百姓的日子总算还勉强过得去。当别处因为苛捐杂税、缙绅盘剥和各种天灾闹得民不聊生之时,济宁却因为漕运而一直繁荣发达,并且城内有不少官军驻守,能召集起足够的民壮团练,即便偶尔有大股流民经过,也都只敢避开济宁往别处走。
然而,在如今的这个时候,济宁城终究还是陷入了战争的阴霾之中。哪怕是高耸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城头上各式各样的守备器械,以及还算精悍的民壮兵丁,也无法让济宁城中的缙绅感到足够的安心。
因为,这一次被闻香教煽动起来围攻济宁的流民贼兵,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从城头上朝外面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甚至望不到边际。由于中原各地久旱无雨,农田龟裂,道路扬尘。这么多人一起行动起来,卷起的尘埃都已经宛如沙尘暴一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都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拿着木棍石块、目光呆滞的逃荒饥民,但也有不少身材健壮、手持兵器、行动颇有章法的壮汉。甚至还有少量鲜衣怒马的骑手,在这支空前庞大的流民军之中穿梭出没。此外,更有不少工匠、壮丁,利用沿途扒墙拆屋,卸下房梁、柱子获取的木材,在就地捆扎、制造各种攻城器械。
不过,跟一般的流民叛贼不同,在此时围攻济宁的流寇之中,夹杂着颇多披红挂彩的艺人,拿着各种敲锣打鼓的响器板子,还有旗幡彩带和香烛供桌,甚至准备了专门的大车拉着神像,整日地组织祭拜和讲经,同时还散发给信众一些掺了盐的糠菜饼子……虽是粗粮,但已是流亡饥民眼中的珍馐美味。
——这是闻香教自从天启二年徐鸿儒起事兵败之后,时隔十年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事。
闻香教,乃是明朝后期出现的白莲教分支,(中国这边都称为某某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互不统属,其实闻香教跟白莲教的关系,大概就跟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差不多,拜的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几尊神),最初在万历年间由王森创立,王森死后,其子王好贤和王森的徒弟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历二十年的地下发展,闻香教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各地,信徒数量一度竟至二百万之众。
看到教门已经有了这般庞大的势力,教主徐鸿儒便在天启二年起兵造反,叛军一度声势浩大,四方云集,聚众数万,攻重镇,断漕运,所向披靡,一时震动天下。但随即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节节失利,充分暴露了这帮人身为乌合之众的本色,常常有数万教众被数百官军冲垮的扑街场面出现。最终,徐鸿儒兵败身亡,王好贤南逃扬州被杀,闻香教因此遭受重创,内部也爆发了分裂,一度被迫偃旗息鼓。
在天启二年的徐鸿儒叛乱败亡之后,闻香教一直是大明朝廷重点打击的心腹大患,但是扎根于本土的闻香教生命力很顽强,尽管朝廷严厉镇压,但闻香教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只不过行事低调了许多。
到了崇祯年间,天下兵灾祸乱愈发酷烈,朝廷已经无力再打压闻香教,于是闻香教这一造反专业户又再次死灰复燃。尤其是在崇祯三年、崇祯四年、崇祯五年,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山西、陕西,整个中原连续三年大旱,是所谓:“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崇祯五年夏,黄河大堤于孟津决口,无数村镇化为泽国,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苦难。
而尽管天灾如此惨烈、庄稼颗粒无收,但朝廷官吏的苛捐杂税,地主缙绅的地租高利贷,还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减免,继续沉甸甸地压在老百姓肩头上,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偌大的中原沃土,千村万户无炊烟,被剥了树皮的枯树上都是吊死自杀的农妇,连杂草都枯死的路边随处可见倒毙的尸体。
如此生不如死的惨烈绝境,让百姓在绝望之中渴求着任何最虚幻的拯救,于是闻香教的信众再次如同滚雪球一般暴增,几乎可以与十年前徐鸿儒起兵之时媲美。近期又有某个秘密势力慷慨解囊,资助了闻香教一大笔军械粮饷——于是,新任闻香教主王可,就果断下令在山东再次发动教门,起兵造反了!
此时此刻,成百上千的坛主、香头、传经人,正在懵懵懂懂的饥民之中来回走动,给他们宣讲鼓劲:
“……末世大劫就要到了!这三年来,河南那边是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山东的东边靠海,得了龙王爷照拂,总算还稍微好一点,咱们西边这几个府的旱情就跟隔壁的河南一样重!但老天爷大旱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朝廷非但没有赈济,天下间各处都只有缴不完的苛捐杂税,前几年又添了辽饷,最近更是还要再添一笔剿饷!官吏差役死命催逼,动不动就打杀人命,当真是民不聊生啊!”
“……这样的末世里,天下百姓都苦得活不下去了,咱们山东也是一样的惨啊!庄稼歉收绝收了好几年,朝廷的苛捐杂税依旧一文不减!那些富人地主都不交税,却拿我们这些穷苦人往死里压榨!”
“……每一户人家要交的捐税地租加起来,比田里出产的全部庄稼还要多上几倍,种地就等于是自杀!想卖地又卖不出价儿!小民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亩地,被黑心缙绅压到一百亩地才卖五两银子的价!而那还是上好的良田!次一点的田地还没人要,又不敢种,因为种了庄稼之后,收一斗谷子就得缴十斗谷子的租税!这泼天一般的捐税、辽饷,剿饷,就都要出在我们小民的田地上,逼得大家只好把田地抛荒!”
“……那些收税征粮的官差过来村里,且不说正经官税,光是他们的好处费,一次就要钱几十贯,穷苦百姓兜里没钱,田地又卖不上价钱,没有人理会,只能先卖儿女再典押田地,那些买地的大户又黑心,一亩地在灾年只能拿到百十文,这点小钱还不够官差买酒吃的,他们一年若是来上十几次几十次,大家都得被逼到死路上!官粮税赋缴纳不齐,儿女田地能卖的都卖出去了,可还是不能善了,为了不去坐牢戴枷进站笼,咱们穷人只能去借高利贷,可这高利贷又哪里是好随便借的?等于是在家坐牢罢了!还不管饭!”
“……满眼看去,各县都是十室九空,早晚看不到炊烟生火。你就算勒紧了裤腰带,将辽饷剿饷和粮赋统统交齐,又能怎样?整天吃的都是树叶草根,能有些米糠麸皮放进去已经是福气,穿又没得穿,吃又没得吃,钱粮全被官差刮干净了,然后这还不算,本乡官吏强豪还要借机侵吞你的田地,拉走你的儿女和婆娘,把你从窝棚里轰出去,让你什么都剩不下!不是饿死在路边,就是被打死在大户家丁的棍棒下!”
“……咱们都是官府催逼的活不下去的可怜人,只想聚集起来求一条活路!只要烧香虔信,拜祭弥勒佛祖,无生老母,听教门的话,打破这个世道,大家就能够得救,死了也可以入极乐家乡,不用再被这等苦难折磨!不是我们一心想要做贼,是这末世大劫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刀枪,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拼搏!”
虽然这些闻香教“传经人”的口才,大概只能说是一般,但那些面有菜色,身材瘦弱的饥民,还是全都听得入神,有人满脸怒色,咬牙切齿,有人听的动情,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住的擦拭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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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山东激变(下)
山东南部,大运河畔,济宁城
虽然今年和去年的北方各省,一直都年景不好,天灾、兵乱、匪乱、饥民、东虏入寇……四面传来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坏消息,但傍着大运河这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济宁百姓的日子总算还勉强过得去。当别处因为苛捐杂税、缙绅盘剥和各种天灾闹得民不聊生之时,济宁却因为漕运而一直繁荣发达,并且城内有不少官军驻守,能召集起足够的民壮团练,即便偶尔有大股流民经过,也都只敢避开济宁往别处走。
然而,在如今的这个时候,济宁城终究还是陷入了战争的阴霾之中。哪怕是高耸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城头上各式各样的守备器械,以及还算精悍的民壮兵丁,也无法让济宁城中的缙绅感到足够的安心。
因为,这一次被闻香教煽动起来围攻济宁的流民贼兵,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从城头上朝外面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甚至望不到边际。由于中原各地久旱无雨,农田龟裂,道路扬尘。这么多人一起行动起来,卷起的尘埃都已经宛如沙尘暴一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都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拿着木棍石块、目光呆滞的逃荒饥民,但也有不少身材健壮、手持兵器、行动颇有章法的壮汉。甚至还有少量鲜衣怒马的骑手,在这支空前庞大的流民军之中穿梭出没。此外,更有不少工匠、壮丁,利用沿途扒墙拆屋,卸下房梁、柱子获取的木材,在就地捆扎、制造各种攻城器械。
不过,跟一般的流民叛贼不同,在此时围攻济宁的流寇之中,夹杂着颇多披红挂彩的艺人,拿着各种敲锣打鼓的响器板子,还有旗幡彩带和香烛供桌,甚至准备了专门的大车拉着神像,整日地组织祭拜和讲经,同时还散发给信众一些掺了盐的糠菜饼子……虽是粗粮,但已是流亡饥民眼中的珍馐美味。
——这是闻香教自从天启二年徐鸿儒起事兵败之后,时隔十年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事。
闻香教,乃是明朝后期出现的白莲教分支,(中国这边都称为某某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互不统属,其实闻香教跟白莲教的关系,大概就跟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差不多,拜的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几尊神),最初在万历年间由王森创立,王森死后,其子王好贤和王森的徒弟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历二十年的地下发展,闻香教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各地,信徒数量一度竟至二百万之众。
看到教门已经有了这般庞大的势力,教主徐鸿儒便在天启二年起兵造反,叛军一度声势浩大,四方云集,聚众数万,攻重镇,断漕运,所向披靡,一时震动天下。但随即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节节失利,充分暴露了这帮人身为乌合之众的本色,常常有数万教众被数百官军冲垮的扑街场面出现。最终,徐鸿儒兵败身亡,王好贤南逃扬州被杀,闻香教因此遭受重创,内部也爆发了分裂,一度被迫偃旗息鼓。
在天启二年的徐鸿儒叛乱败亡之后,闻香教一直是大明朝廷重点打击的心腹大患,但是扎根于本土的闻香教生命力很顽强,尽管朝廷严厉镇压,但闻香教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只不过行事低调了许多。
到了崇祯年间,天下兵灾祸乱愈发酷烈,朝廷已经无力再打压闻香教,于是闻香教这一造反专业户又再次死灰复燃。尤其是在崇祯三年、崇祯四年、崇祯五年,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山西、陕西,整个中原连续三年大旱,是所谓:“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崇祯五年夏,黄河大堤于孟津决口,无数村镇化为泽国,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苦难。
而尽管天灾如此惨烈、庄稼颗粒无收,但朝廷官吏的苛捐杂税,地主缙绅的地租高利贷,还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减免,继续沉甸甸地压在老百姓肩头上,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偌大的中原沃土,千村万户无炊烟,被剥了树皮的枯树上都是吊死自杀的农妇,连杂草都枯死的路边随处可见倒毙的尸体。
如此生不如死的惨烈绝境,让百姓在绝望之中渴求着任何最虚幻的拯救,于是闻香教的信众再次如同滚雪球一般暴增,几乎可以与十年前徐鸿儒起兵之时媲美。近期又有某个秘密势力慷慨解囊,资助了闻香教一大笔军械粮饷——于是,新任闻香教主王可,就果断下令在山东再次发动教门,起兵造反了!
此时此刻,成百上千的坛主、香头、传经人,正在懵懵懂懂的饥民之中来回走动,给他们宣讲鼓劲:
“……末世大劫就要到了!这三年来,河南那边是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山东的东边靠海,得了龙王爷照拂,总算还稍微好一点,咱们西边这几个府的旱情就跟隔壁的河南一样重!但老天爷大旱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朝廷非但没有赈济,天下间各处都只有缴不完的苛捐杂税,前几年又添了辽饷,最近更是还要再添一笔剿饷!官吏差役死命催逼,动不动就打杀人命,当真是民不聊生啊!”
“……这样的末世里,天下百姓都苦得活不下去了,咱们山东也是一样的惨啊!庄稼歉收绝收了好几年,朝廷的苛捐杂税依旧一文不减!那些富人地主都不交税,却拿我们这些穷苦人往死里压榨!”
“……每一户人家要交的捐税地租加起来,比田里出产的全部庄稼还要多上几倍,种地就等于是自杀!想卖地又卖不出价儿!小民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亩地,被黑心缙绅压到一百亩地才卖五两银子的价!而那还是上好的良田!次一点的田地还没人要,又不敢种,因为种了庄稼之后,收一斗谷子就得缴十斗谷子的租税!这泼天一般的捐税、辽饷,剿饷,就都要出在我们小民的田地上,逼得大家只好把田地抛荒!”
“……那些收税征粮的官差过来村里,且不说正经官税,光是他们的好处费,一次就要钱几十贯,穷苦百姓兜里没钱,田地又卖不上价钱,没有人理会,只能先卖儿女再典押田地,那些买地的大户又黑心,一亩地在灾年只能拿到百十文,这点小钱还不够官差买酒吃的,他们一年若是来上十几次几十次,大家都得被逼到死路上!官粮税赋缴纳不齐,儿女田地能卖的都卖出去了,可还是不能善了,为了不去坐牢戴枷进站笼,咱们穷人只能去借高利贷,可这高利贷又哪里是好随便借的?等于是在家坐牢罢了!还不管饭!”
“……满眼看去,各县都是十室九空,早晚看不到炊烟生火。你就算勒紧了裤腰带,将辽饷剿饷和粮赋统统交齐,又能怎样?整天吃的都是树叶草根,能有些米糠麸皮放进去已经是福气,穿又没得穿,吃又没得吃,钱粮全被官差刮干净了,然后这还不算,本乡官吏强豪还要借机侵吞你的田地,拉走你的儿女和婆娘,把你从窝棚里轰出去,让你什么都剩不下!不是饿死在路边,就是被打死在大户家丁的棍棒下!”
“……咱们都是官府催逼的活不下去的可怜人,只想聚集起来求一条活路!只要烧香虔信,拜祭弥勒佛祖,无生老母,听教门的话,打破这个世道,大家就能够得救,死了也可以入极乐家乡,不用再被这等苦难折磨!不是我们一心想要做贼,是这末世大劫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刀枪,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拼搏!”
虽然这些闻香教“传经人”的口才,大概只能说是一般,但那些面有菜色,身材瘦弱的饥民,还是全都听得入神,有人满脸怒色,咬牙切齿,有人听的动情,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住的擦拭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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