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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185]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186]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187]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188]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189]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190]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191]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192]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193]
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185]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186]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187]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188]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189]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190]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191]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192]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