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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是老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界碑上的文字往往传递着老房子的重要信息。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幢普通民舍界碑后面的故事。
在汉口三民路铜人像处,顺着民权路,经过统一街,广益桥清真寺,花楼街,再往前走,穿过左侧的五金电子市场。走进沙家横巷约50来米的地方,位于太和桥处,有一幢大约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房子。从卫星地图上看,这幢老房子是尖顶四坡的屋顶。房角有青条石的界碑,界碑上第一个字是“晋”接下来几个字被水泥和黑烟所掩,无法辨认。下面可清晰看到“至后墙角地界”几个字。整幢房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拥有两上铺面的两层楼,后面三层楼,中间有通道。前后有门,屋旁有一道侧门。走到前面两层楼处有另一块界碑,可隐约看到“和通前”几个字。前后界碑对照看加上老居户的介绍,界碑上刻的应是“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10个字。
这两块界碑最重要两个字就是“晋和”两个字。“晋和”即晋和铁号。汉口晋和铁号开业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其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创业
1895年,位于汉口堤街的家全泰铁号,老板姓童,筹划到一千几百两银子,派刚满师的权景泉,随同一位长者吴楚卿到上海采办铁丝等货物。他们到上海后,跑了几家铁号看货、问价,最后决定在上海唐晋记尽数办货。上海唐晋记老板唐晋斋很关心这笔大宗买卖。见权景泉他们先购的品种,除元钉、铅丝、竹节钢、白铁皮等热销货外,还看中了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这类锈蚀商品再过一年半载,就只有完全报废。唐晋斋担心他们采办错货物,到时要求退货会影响声誉,便试着问其故。权景泉连忙答道:“在汉口那一带,一到农历年关,需要灯笼的量很大。如果用18号至22号的熟铁丝做,每百斤须五两银子,成本高,卖价也自然高,这样就难以销售。如果将这些钢丝买回去,用柴火烧脱锈,色新性软,灯笼又好扎,顾客又愿意买。”
唐晋斋听了这番话,心中窃喜,一是想到自家的废旧品有了销路,二是喜欢上这年轻人。接着,权景泉说:“买进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每百斤用银四钱,加上运费和木柴费用,也只八钱银子一担。开价二两几钱,足有一本两利。买主还乐于购买。”唐晋斋看他说得头头是道,想听下去。
权景泉接着说:“还可将废旧钢丝中好的提出来,卖给做晴雨伞骨子用,要卖较好的价钱;次的卖给茶庄钉箱子,也有一本一利。”唐晋斋他心里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合胃口。他想到,店里的残次品商品积压很多,正需要这样的推销能手。这年轻人既有头脑,又会算账,能推销残次商品,也必能发展畅销商品,加上他早就想在汉口设立分点,便打定了要将权景泉挖过来作为自己雇员的主意。
第二天,唐晋斋趁权景泉来店的时机,又以汉口钢铁进销为题,与权景泉讨论一番,权答复得有条有理。于是,唐老板开口说出想在汉口设分店,请权负责店事。权这年只有18岁,不敢贸然答应。回头与吴楚卿商量。吴则劝他不要失掉机会。两人经反复商量,权于是将领东开业的合同签订下来。
权景泉回汉后即向全泰铁号辞事。童老板当然不答应啊。“跑了的鱼大些”为此呕了一场气。几经调解,童老板终于答应权的请辞。
权景泉于是租好堤口街太和桥的房屋,标出晋和铁号的“红牌”宣布资本银五万两,如需头寸,还可随时向上海总号调用。内定吴楚卿上街,又加聘经手王德卿,这样一铺开,开场锣鼓就打响了。
发展
当时汉口铁号同业,有前街后街之分。前街在河街一带,主要经营钢铁,有的兼营南锅一类的货物。如洪正茂、韩福祥、韩安祥、永福祥等,其资金和营业额都不及后街同业大。后街在长堤街一带,经营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如江淅帮顺记承、裕记,麻城帮泰顺合,黄陂帮杨正记等,都有相当大的范围和较长折历史,多系向上海进货。
晋和一开张,即由上海总号运来大批货物,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只要是上海总号交给他的任务,或有残次品推销,它那怕不赚钱也要与前街同业竞争。至1906年,晋和每年营业额均达到五十万两银。
当时汉口市面通用的币制,除银两外,还有双龙直板钞票、银元、双龙直板官钱票及制钱(即铜钱)。每张官钱票换制钱一千文(称为一串),每块银元或一元的钞票换制钱800至900文。这样,制钱的钱价较高,铜价自然也贵。晋和等铁号则利用这一价比和制钱的厚薄不同,提选制钱熔铜牟利。一般市面上流通的制钱每串约重5斤,他们则选出其中厚且大的,每串有6斤开外的,将其熔成熟铜、生铜或铜条、铜页出售,赚取三分毛利。而将每串只有4斤左右的仍投入市面流通。一套本钱,每月可打两三个回转。
到1914年,制钱因熔铜而毁蚀殆尽,出现了找零困难,政府开始铸有一文、两文的小黄铜元应市。1916年又有5文、10文铜元流通于市面。1919年又出现大批量的20文铜钱。鄂督王占元认为铸制20文铜钱有利可图,便以筹饷为名,设立铜元局大量铸造。因铜元局所需紫铜量大,以致国产马蹄、瘤子、灯盏窝等紫铜供不应求。铜元局需用紫铜,不直接向洋行订货,关键是洋行在订单上会具实注明价码,无法从中牟取私利。于是,晋和铁号则揽下这行业务,通过向日本洋行订购“人中人”牌紫铜,向其他洋行订购“花旗”紫铜,垄断紫铜业务。如果晋和头寸不够,上海唐晋记则按银行息金,调来“付本”30万两银。铜元局在铸铜钱时,须掺上白铅,此项业务也由晋和铁业包揽下来。晋和铁号专派王德卿跑铜元局。每批紫铜等成交均三、五千担。只须与采办谈妥实收货价。局方看情形再戴“帽子”订立合同。待货款交收完毕,即将实收以外的款子,返给局方自行处理。至于过磅、账房验货、收货、传达、听差等开销费用,则由晋和铁号开支。1915年至1920年,每年紫铜成交额约在3万担以上,每担价为33至40两银。晋和铁号在这几年中,每年突增100万两银以上的营业额,占该店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二。直到1920年,省政府改变了收购紫铜原料的方式,晋和铁号才停止这项经营。
垄断
汉口有一条街被命名打铜街。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通过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被称为“打铜”打铜街出铜活,几乎无所不能,文具、玩器、日用品、祭器,只要木头、铁、石头别的材料能做的,打铜街的铜匠都能用铜给打出来,且出的活无所不精,无论是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打铜街的铜器生意很有名。在六渡桥到古在皇一带,都是铜器作坊。有专打烟袋的烟袋帮,有打白、黄什物铜器的大货帮,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姚春和铜器店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马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均得过金奖。制品二马珠烟袋和各种精雕细刻的山水、人物、花卉以及各项字体的铜器均行销全国,多为婚嫁、寿庆、新张、置宅等馈赠之所需。1913年至1922年,是汉口铜器业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晋和铁业铜卖得最好的时期,几乎垄断了整个铜市场。
打铜业所需原材料,以日本的紫铜砖,红、黄、白铜皮,黄铜丝和英、德的铜皮、铜丝、黄铜板、镍(亦称线子铜或棋子铜)等为主。其中有一种白铜,是以一斤紫铜、二两镍、五两白铅为比例冶炼的。在铜皮、铜丝中,以每担价二十几两银的黄铜丝,每担三十五两银的红、黄铜皮,每担四十几两银的白铜皮4种商品行销较多。其规格有100多种,以细、薄为贵。这4种商品,每箱均重为浙宁称420斤。晋和铁号不仅花样齐全,且畅销的经常存有10余箱,次销的也存有三、五箱。其他批发同业,... -->>
界碑是老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界碑上的文字往往传递着老房子的重要信息。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幢普通民舍界碑后面的故事。
在汉口三民路铜人像处,顺着民权路,经过统一街,广益桥清真寺,花楼街,再往前走,穿过左侧的五金电子市场。走进沙家横巷约50来米的地方,位于太和桥处,有一幢大约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房子。从卫星地图上看,这幢老房子是尖顶四坡的屋顶。房角有青条石的界碑,界碑上第一个字是“晋”接下来几个字被水泥和黑烟所掩,无法辨认。下面可清晰看到“至后墙角地界”几个字。整幢房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拥有两上铺面的两层楼,后面三层楼,中间有通道。前后有门,屋旁有一道侧门。走到前面两层楼处有另一块界碑,可隐约看到“和通前”几个字。前后界碑对照看加上老居户的介绍,界碑上刻的应是“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10个字。
这两块界碑最重要两个字就是“晋和”两个字。“晋和”即晋和铁号。汉口晋和铁号开业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其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创业
1895年,位于汉口堤街的家全泰铁号,老板姓童,筹划到一千几百两银子,派刚满师的权景泉,随同一位长者吴楚卿到上海采办铁丝等货物。他们到上海后,跑了几家铁号看货、问价,最后决定在上海唐晋记尽数办货。上海唐晋记老板唐晋斋很关心这笔大宗买卖。见权景泉他们先购的品种,除元钉、铅丝、竹节钢、白铁皮等热销货外,还看中了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这类锈蚀商品再过一年半载,就只有完全报废。唐晋斋担心他们采办错货物,到时要求退货会影响声誉,便试着问其故。权景泉连忙答道:“在汉口那一带,一到农历年关,需要灯笼的量很大。如果用18号至22号的熟铁丝做,每百斤须五两银子,成本高,卖价也自然高,这样就难以销售。如果将这些钢丝买回去,用柴火烧脱锈,色新性软,灯笼又好扎,顾客又愿意买。”
唐晋斋听了这番话,心中窃喜,一是想到自家的废旧品有了销路,二是喜欢上这年轻人。接着,权景泉说:“买进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每百斤用银四钱,加上运费和木柴费用,也只八钱银子一担。开价二两几钱,足有一本两利。买主还乐于购买。”唐晋斋看他说得头头是道,想听下去。
权景泉接着说:“还可将废旧钢丝中好的提出来,卖给做晴雨伞骨子用,要卖较好的价钱;次的卖给茶庄钉箱子,也有一本一利。”唐晋斋他心里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合胃口。他想到,店里的残次品商品积压很多,正需要这样的推销能手。这年轻人既有头脑,又会算账,能推销残次商品,也必能发展畅销商品,加上他早就想在汉口设立分点,便打定了要将权景泉挖过来作为自己雇员的主意。
第二天,唐晋斋趁权景泉来店的时机,又以汉口钢铁进销为题,与权景泉讨论一番,权答复得有条有理。于是,唐老板开口说出想在汉口设分店,请权负责店事。权这年只有18岁,不敢贸然答应。回头与吴楚卿商量。吴则劝他不要失掉机会。两人经反复商量,权于是将领东开业的合同签订下来。
权景泉回汉后即向全泰铁号辞事。童老板当然不答应啊。“跑了的鱼大些”为此呕了一场气。几经调解,童老板终于答应权的请辞。
权景泉于是租好堤口街太和桥的房屋,标出晋和铁号的“红牌”宣布资本银五万两,如需头寸,还可随时向上海总号调用。内定吴楚卿上街,又加聘经手王德卿,这样一铺开,开场锣鼓就打响了。
发展
当时汉口铁号同业,有前街后街之分。前街在河街一带,主要经营钢铁,有的兼营南锅一类的货物。如洪正茂、韩福祥、韩安祥、永福祥等,其资金和营业额都不及后街同业大。后街在长堤街一带,经营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如江淅帮顺记承、裕记,麻城帮泰顺合,黄陂帮杨正记等,都有相当大的范围和较长折历史,多系向上海进货。
晋和一开张,即由上海总号运来大批货物,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只要是上海总号交给他的任务,或有残次品推销,它那怕不赚钱也要与前街同业竞争。至1906年,晋和每年营业额均达到五十万两银。
当时汉口市面通用的币制,除银两外,还有双龙直板钞票、银元、双龙直板官钱票及制钱(即铜钱)。每张官钱票换制钱一千文(称为一串),每块银元或一元的钞票换制钱800至900文。这样,制钱的钱价较高,铜价自然也贵。晋和等铁号则利用这一价比和制钱的厚薄不同,提选制钱熔铜牟利。一般市面上流通的制钱每串约重5斤,他们则选出其中厚且大的,每串有6斤开外的,将其熔成熟铜、生铜或铜条、铜页出售,赚取三分毛利。而将每串只有4斤左右的仍投入市面流通。一套本钱,每月可打两三个回转。
到1914年,制钱因熔铜而毁蚀殆尽,出现了找零困难,政府开始铸有一文、两文的小黄铜元应市。1916年又有5文、10文铜元流通于市面。1919年又出现大批量的20文铜钱。鄂督王占元认为铸制20文铜钱有利可图,便以筹饷为名,设立铜元局大量铸造。因铜元局所需紫铜量大,以致国产马蹄、瘤子、灯盏窝等紫铜供不应求。铜元局需用紫铜,不直接向洋行订货,关键是洋行在订单上会具实注明价码,无法从中牟取私利。于是,晋和铁号则揽下这行业务,通过向日本洋行订购“人中人”牌紫铜,向其他洋行订购“花旗”紫铜,垄断紫铜业务。如果晋和头寸不够,上海唐晋记则按银行息金,调来“付本”30万两银。铜元局在铸铜钱时,须掺上白铅,此项业务也由晋和铁业包揽下来。晋和铁号专派王德卿跑铜元局。每批紫铜等成交均三、五千担。只须与采办谈妥实收货价。局方看情形再戴“帽子”订立合同。待货款交收完毕,即将实收以外的款子,返给局方自行处理。至于过磅、账房验货、收货、传达、听差等开销费用,则由晋和铁号开支。1915年至1920年,每年紫铜成交额约在3万担以上,每担价为33至40两银。晋和铁号在这几年中,每年突增100万两银以上的营业额,占该店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二。直到1920年,省政府改变了收购紫铜原料的方式,晋和铁号才停止这项经营。
垄断
汉口有一条街被命名打铜街。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通过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被称为“打铜”打铜街出铜活,几乎无所不能,文具、玩器、日用品、祭器,只要木头、铁、石头别的材料能做的,打铜街的铜匠都能用铜给打出来,且出的活无所不精,无论是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打铜街的铜器生意很有名。在六渡桥到古在皇一带,都是铜器作坊。有专打烟袋的烟袋帮,有打白、黄什物铜器的大货帮,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姚春和铜器店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马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均得过金奖。制品二马珠烟袋和各种精雕细刻的山水、人物、花卉以及各项字体的铜器均行销全国,多为婚嫁、寿庆、新张、置宅等馈赠之所需。1913年至1922年,是汉口铜器业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晋和铁业铜卖得最好的时期,几乎垄断了整个铜市场。
打铜业所需原材料,以日本的紫铜砖,红、黄、白铜皮,黄铜丝和英、德的铜皮、铜丝、黄铜板、镍(亦称线子铜或棋子铜)等为主。其中有一种白铜,是以一斤紫铜、二两镍、五两白铅为比例冶炼的。在铜皮、铜丝中,以每担价二十几两银的黄铜丝,每担三十五两银的红、黄铜皮,每担四十几两银的白铜皮4种商品行销较多。其规格有100多种,以细、薄为贵。这4种商品,每箱均重为浙宁称420斤。晋和铁号不仅花样齐全,且畅销的经常存有10余箱,次销的也存有三、五箱。其他批发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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