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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同业，限于资力，未能逐一存备，不敢与晋和铁号争衡。晋和铁号在对商品开价时采取“看山取材”的方式，往来户赚净利三、五厘；疲户净利则提高到7厘至一分，往往是“松在人前，涨在人后”有时也以冷门花色当作奇货。晋和铁号在未与铜元局做紫铜生意后，开始缩短批零经营的差距，做到批零销售。到后来，干脆等价折剪零售。通过发展零售业带动了许多配构生意。
当时铅的销量也很大。畅销的铅可分青铅、白铅、纸铅三种。青铅以两头圆形的英国爱尔皮和皮爱姆牌为大宗。再就是两头平形的美国花旗铅和湖南青铅。青铅可制作黄丹、水粉等及给陶磁上釉。南铅每百斤可提炼出白银二至三两。白铅、纸铅可制作火柴、茶叶的箱胆；纸铅还可铸字。每年春节地后，山西、广东、湖南帮的茶客就大量采购纸铅，每次约需一、两百条甚至上千条，每条重180斤，每百斤卖到八、九两银子。买卖时，山西帮显得十分傲气。大掌柜高坐在皮褥椅上，等到自己的商事处理完后，再理睬你谈生意的。生意谈妥，次日看货，又是一番折腾，须让他呼奴使婢似地更衣换鞋等事项停当了，才姗姗随而行之。这时，权景泉则勉励他的经手说：“只要生意成功，可以百般迁就。”就这样，晋和铁号在未做铜元局的紫铜生意后，每年能做到八、九十万两银的营业额。
盘账
上海唐晋记铁号除在上海设有怡昌、晋益两分店外，还在汉口等城市办了20多家厂、店。每届账期来临时，晋和铁号经理权景泉一吃过年夜饭后便立即动身，初四赶到上海总店总账房“拜财神”即交红账。当晚，总店老板唐晋卿即在有暖气设备的客房里高踞太师椅上，倾听总账房汇报各家厂、店缴纳红账的情况。汇报毕后，按各厂、店经理按其盈余多寡依次各叩拜“五路财神”次日即“五路日”开市吃财神酒，依然按拜财神的先后顺序入席。权景泉自开业之日起至1921年止，缴到总号的盈利达50万两银，十之八九均坐首席。
晋和铁号是领东开业，除上缴总店盈余50万两银外，在业务上与上海唐晋记是主客关系。1896年至1921年，晋和铁号每年向上海唐晋记进货20万两，25年即22。5万两，按最低限度3到5厘的批发毛利算，上海唐晋记所赚不少于20万两银。上海唐晋记投放晋和铁号的“付本”最高年份达30万两银，按每年投放“付本”15万两，年息6厘计算，每年息金9千两银，25年则为22。5万两银。
权景泉每年盘晋和铁号的红账，先按三个类型来清刷客账：一是确实可靠的客户欠款，如实抄录；二是将信将疑的客账，打七、八折计账；三是延时日久拖欠的客户，删掉不计。然后再将存货分别按时价打4至6折计账，谓之“肥底”这样做，一可以见信于财东和往来客户，二是到账期时，卖出货物，也好分红；三是如果来年有亏损，便再将折扣少打一点，仍使账上表现少存现金；四是防止老板万一炒“鱿鱼”更换人选，则可将肥底的货价拉平，分红离店，以存体面。
权景泉狠抓业务，晋和铁号的货物进出频繁，全店二、三十个职工都是一天忙到晚，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口。所付工资较高的有经理身边工作的人，跑洋行搞订货的，上街出手和账房；一般过磅的、下河（洋栈提货）的、门市营业的职工，在1914年至1918年，每月工资为八、九串文。出店司务虽十分辛苦，但每月工资只五、六串文。学徒则一天到晚没有休息，每月只有理发、洗衣钱八百文；三年出徒才有三、四串文一个月。
晋和铁号的盈余分配，是按“东八客二”计算。权经理在这两红利中独得一半外，要为店里提取若干作为公积金用。再提一部分作为高级职员的奖金。剩余的即按全店职工的工资额比例进行分配。一般职工所得分红一般在一至三百元之间。有的将支用过的儿扣除，所剩无几。
波折
自1921年始，汉口的钢铁业务逐渐火旺。四川、湖南、河南的铁商，都在汉口进货，其中尤以川帮的福生祥、毛树森的进货量大；每次约购进元钉一、两千桶，剪口铁两千担，铅丝、竹节钢各500至1000担。而后街的铜铅生意，到1923年左右，则因银元可换铜元6串，用铜元换不到汇票，铜元局停办。茶箱改用一面有光的油纸，铅没大宗生意了，业务渐趋不振。晋和铁号决定迁至河街，改变以钢铁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并购得中码头附近占地60平方的房屋一栋，进行修建。
房屋即将修竣时，时逢前街韩福祥铁号老板韩佑廷去世，其子韩舜卿与该号经理叶南山意见不一，叶辞职在家闲居。权景泉考虑到店铺搬到河街以钢铁为主营业，与原来有些区别。一是联号唐晋记设立河街在前，倘有疏失，怕与之发生磨擦，影响声誉，丧失情义；二是晋和铁号自开业以来，年年赚钱，可说一帆风顺，搬迁后害怕出现亏损现象。权景泉对叶素有耳闻，知道他是一个能干人，便想聘叶为经理，自己担任名誉经理。便于叶见面一谈，即刻商定，由叶全权主持晋和铁号的业务。
叶南山任经理后，一因晋和铁号的名声在外，二因权经理的“推位让贤”使得一些曾做过东家、管事的人趋之若鹜。来晋和铁号干一份工作。叶南山本着来者不拒的态度，一一加以延揽。除晋和铁号原有的职工外，又增加了李春延、张和甫、崔春陶、刘楚山、左敏斋等曾当过经理的5人，连权、叶一并算来有7人之多。因此同业戏为“一店7经理”
叶南山任经理后，晋和铁号原有的高级职员均是由权景泉培养出来的，有的甚至有姻亲关系；加上晋和铁号逐年赚钱，自恃有功，便常与叶经理闹别扭。加上新进的李春延等人也感到大失所望，于是出现了“船不行，舵不灵”的局面。联号唐晋记急忙将这情形向总号作了汇报。至1924年财神日，叶南山辞去了晋和铁号经理的职务。
权景泉年事已高，不愿再理店事。商得总号同意，任吴楚卿之子吴子彦任经理。吴子彦是该店学徒出身，人十分精明，但当时晋和铁号的大多数高级职员都是他的师兄。当师兄的见师弟当上经理，总有些不服气，不把吴子彦当经理看待。此时正逢权景泉病逝。上海总号闻此情景，便派总经理章均棠偕金和声、宋伯康来汉调整店务。此时间，外账刘耀卿、王郢香已先行辞事，高级职员多有动摇，章均棠见到换套班底有困难，就转而从中斡旋，劝他们回店，仍授权吴子彦全权处理。
此时，同行竞争激烈，一般现款生产，难做三、五厘的利润；放账才能赚到7厘至1分；身价低的跟头货，才能挣到1分至1分半钱。吴子彦于是就与刘耀卿商量，安装了一部大型电动剪刀。这部剪刀对2至8分的铜板，每天能剪10余吨；对剪口铁、扁铁一类迎刃而解。上海运来的许多废钢板料，各地打捞的废趸船、铁驳、锅炉及其钢板废料，价虽便宜，用人工切割颇感困难。晋和铁号运用电动剪刀，能将收购的以上物品，剪成客户适用的品种。各厂店争相购买，生意渐旺。晋和铁号不仅有1分半的利润可赚，且带动了其他货物的销售。
武汉沦陷前，晋和铁号将货物寄存于天祥洋行等处，沦陷后全被日寇搬走。抗战胜利后，晋和铁号勉强复业，资本6千银元，其中尚有权景泉之子权国瑞的少数资本。这时的上海唐晋记总店尚处在恢复中，只能运来少量货物。
资料反映，20世纪20年代时，权经理手头有四、五万银两，在衡荣里置办有两幢房子。1923年店面迁到河街后，购得中码头附近占地60方房屋一幢。本文所述这幢老房子正处在初期创业的堤口街太和桥。可能是先租后买，将其建为住宅楼的；再于东堤街街面陆续建并列6开间店铺，形成前店后宿的格局。透过“通前达后”4字便可看出当年晋和铁号的气势。
（本文资料来源于1983年9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第229至238页署名笨伯的汉口晋和铁号一文。文中所提权景泉其弟权量，曾继叶恭绰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
发同业，限于资力，未能逐一存备，不敢与晋和铁号争衡。晋和铁号在对商品开价时采取“看山取材”的方式，往来户赚净利三、五厘；疲户净利则提高到7厘至一分，往往是“松在人前，涨在人后”有时也以冷门花色当作奇货。晋和铁号在未与铜元局做紫铜生意后，开始缩短批零经营的差距，做到批零销售。到后来，干脆等价折剪零售。通过发展零售业带动了许多配构生意。
当时铅的销量也很大。畅销的铅可分青铅、白铅、纸铅三种。青铅以两头圆形的英国爱尔皮和皮爱姆牌为大宗。再就是两头平形的美国花旗铅和湖南青铅。青铅可制作黄丹、水粉等及给陶磁上釉。南铅每百斤可提炼出白银二至三两。白铅、纸铅可制作火柴、茶叶的箱胆；纸铅还可铸字。每年春节地后，山西、广东、湖南帮的茶客就大量采购纸铅，每次约需一、两百条甚至上千条，每条重180斤，每百斤卖到八、九两银子。买卖时，山西帮显得十分傲气。大掌柜高坐在皮褥椅上，等到自己的商事处理完后，再理睬你谈生意的。生意谈妥，次日看货，又是一番折腾，须让他呼奴使婢似地更衣换鞋等事项停当了，才姗姗随而行之。这时，权景泉则勉励他的经手说：“只要生意成功，可以百般迁就。”就这样，晋和铁号在未做铜元局的紫铜生意后，每年能做到八、九十万两银的营业额。
盘账
上海唐晋记铁号除在上海设有怡昌、晋益两分店外，还在汉口等城市办了20多家厂、店。每届账期来临时，晋和铁号经理权景泉一吃过年夜饭后便立即动身，初四赶到上海总店总账房“拜财神”即交红账。当晚，总店老板唐晋卿即在有暖气设备的客房里高踞太师椅上，倾听总账房汇报各家厂、店缴纳红账的情况。汇报毕后，按各厂、店经理按其盈余多寡依次各叩拜“五路财神”次日即“五路日”开市吃财神酒，依然按拜财神的先后顺序入席。权景泉自开业之日起至1921年止，缴到总号的盈利达50万两银，十之八九均坐首席。
晋和铁号是领东开业，除上缴总店盈余50万两银外，在业务上与上海唐晋记是主客关系。1896年至1921年，晋和铁号每年向上海唐晋记进货20万两，25年即22。5万两，按最低限度3到5厘的批发毛利算，上海唐晋记所赚不少于20万两银。上海唐晋记投放晋和铁号的“付本”最高年份达30万两银，按每年投放“付本”15万两，年息6厘计算，每年息金9千两银，25年则为22。5万两银。
权景泉每年盘晋和铁号的红账，先按三个类型来清刷客账：一是确实可靠的客户欠款，如实抄录；二是将信将疑的客账，打七、八折计账；三是延时日久拖欠的客户，删掉不计。然后再将存货分别按时价打4至6折计账，谓之“肥底”这样做，一可以见信于财东和往来客户，二是到账期时，卖出货物，也好分红；三是如果来年有亏损，便再将折扣少打一点，仍使账上表现少存现金；四是防止老板万一炒“鱿鱼”更换人选，则可将肥底的货价拉平，分红离店，以存体面。
权景泉狠抓业务，晋和铁号的货物进出频繁，全店二、三十个职工都是一天忙到晚，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口。所付工资较高的有经理身边工作的人，跑洋行搞订货的，上街出手和账房；一般过磅的、下河（洋栈提货）的、门市营业的职工，在1914年至1918年，每月工资为八、九串文。出店司务虽十分辛苦，但每月工资只五、六串文。学徒则一天到晚没有休息，每月只有理发、洗衣钱八百文；三年出徒才有三、四串文一个月。
晋和铁号的盈余分配，是按“东八客二”计算。权经理在这两红利中独得一半外，要为店里提取若干作为公积金用。再提一部分作为高级职员的奖金。剩余的即按全店职工的工资额比例进行分配。一般职工所得分红一般在一至三百元之间。有的将支用过的儿扣除，所剩无几。
波折
自1921年始，汉口的钢铁业务逐渐火旺。四川、湖南、河南的铁商，都在汉口进货，其中尤以川帮的福生祥、毛树森的进货量大；每次约购进元钉一、两千桶，剪口铁两千担，铅丝、竹节钢各500至1000担。而后街的铜铅生意，到1923年左右，则因银元可换铜元6串，用铜元换不到汇票，铜元局停办。茶箱改用一面有光的油纸，铅没大宗生意了，业务渐趋不振。晋和铁号决定迁至河街，改变以钢铁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并购得中码头附近占地60平方的房屋一栋，进行修建。
房屋即将修竣时，时逢前街韩福祥铁号老板韩佑廷去世，其子韩舜卿与该号经理叶南山意见不一，叶辞职在家闲居。权景泉考虑到店铺搬到河街以钢铁为主营业，与原来有些区别。一是联号唐晋记设立河街在前，倘有疏失，怕与之发生磨擦，影响声誉，丧失情义；二是晋和铁号自开业以来，年年赚钱，可说一帆风顺，搬迁后害怕出现亏损现象。权景泉对叶素有耳闻，知道他是一个能干人，便想聘叶为经理，自己担任名誉经理。便于叶见面一谈，即刻商定，由叶全权主持晋和铁号的业务。
叶南山任经理后，一因晋和铁号的名声在外，二因权经理的“推位让贤”使得一些曾做过东家、管事的人趋之若鹜。来晋和铁号干一份工作。叶南山本着来者不拒的态度，一一加以延揽。除晋和铁号原有的职工外，又增加了李春延、张和甫、崔春陶、刘楚山、左敏斋等曾当过经理的5人，连权、叶一并算来有7人之多。因此同业戏为“一店7经理”
叶南山任经理后，晋和铁号原有的高级职员均是由权景泉培养出来的，有的甚至有姻亲关系；加上晋和铁号逐年赚钱，自恃有功，便常与叶经理闹别扭。加上新进的李春延等人也感到大失所望，于是出现了“船不行，舵不灵”的局面。联号唐晋记急忙将这情形向总号作了汇报。至1924年财神日，叶南山辞去了晋和铁号经理的职务。
权景泉年事已高，不愿再理店事。商得总号同意，任吴楚卿之子吴子彦任经理。吴子彦是该店学徒出身，人十分精明，但当时晋和铁号的大多数高级职员都是他的师兄。当师兄的见师弟当上经理，总有些不服气，不把吴子彦当经理看待。此时正逢权景泉病逝。上海总号闻此情景，便派总经理章均棠偕金和声、宋伯康来汉调整店务。此时间，外账刘耀卿、王郢香已先行辞事，高级职员多有动摇，章均棠见到换套班底有困难，就转而从中斡旋，劝他们回店，仍授权吴子彦全权处理。
此时，同行竞争激烈，一般现款生产，难做三、五厘的利润；放账才能赚到7厘至1分；身价低的跟头货，才能挣到1分至1分半钱。吴子彦于是就与刘耀卿商量，安装了一部大型电动剪刀。这部剪刀对2至8分的铜板，每天能剪10余吨；对剪口铁、扁铁一类迎刃而解。上海运来的许多废钢板料，各地打捞的废趸船、铁驳、锅炉及其钢板废料，价虽便宜，用人工切割颇感困难。晋和铁号运用电动剪刀，能将收购的以上物品，剪成客户适用的品种。各厂店争相购买，生意渐旺。晋和铁号不仅有1分半的利润可赚，且带动了其他货物的销售。
武汉沦陷前，晋和铁号将货物寄存于天祥洋行等处，沦陷后全被日寇搬走。抗战胜利后，晋和铁号勉强复业，资本6千银元，其中尚有权景泉之子权国瑞的少数资本。这时的上海唐晋记总店尚处在恢复中，只能运来少量货物。
资料反映，20世纪20年代时，权经理手头有四、五万银两，在衡荣里置办有两幢房子。1923年店面迁到河街后，购得中码头附近占地60方房屋一幢。本文所述这幢老房子正处在初期创业的堤口街太和桥。可能是先租后买，将其建为住宅楼的；再于东堤街街面陆续建并列6开间店铺，形成前店后宿的格局。透过“通前达后”4字便可看出当年晋和铁号的气势。
（本文资料来源于1983年9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第229至238页署名笨伯的汉口晋和铁号一文。文中所提权景泉其弟权量，曾继叶恭绰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